在今天，全面客观地看待文化焦虑、身份识别和民族认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已经形成，在一个更大范围、更大尺度的时空来思考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未来，时机开始成熟。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全面回落，为我们超越保守和改革、落后与进步、乐观和悲观等传统思考范畴，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重构重建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我们必须追问，我们是谁？我们的族群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在当代文化构建中，对文化符号的本土化尝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这不外乎是两种路径：一种是将国学作为民族认同的根基，一种是从民间寻找民族文化的源泉和活力，例如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曾以一种非常强悍的姿态表达了对民族力量的探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当前多数的国学热，其实只是对儒学经典的简单重复，它既不能代表本土多样性、生动性，也不能帮助一个民族当下仍然迫切需要的文化创新和体制再造。因此从整体态势看，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如是说：“所谓的国学热，其实是沉渣泛起。”同样，一片大红的高粱地只是对千年压抑状态的一种宣泄，充满了非理性、非主流的陋习，它根本无法凝聚一个社会的主流阶层的认同，更无法承载主流文化建设的任务。

　　我认为，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间草根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键是要超越门派、地域、偏见，以一种现代化的眼光对这些古老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以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眼光进行文化重建。必须强调，从符号的模仿到符号的本土化这个巨大转变，并不意味着放弃开放的立场。历史证明，对文化独特性的过分追求，往往都是一曲对辉煌旧梦的挽歌，沦为江湖遗老彼此确认的切口暗号。千百年来，许多拥有鲜明特征的文化都逐渐消失了。例如几千年前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古文明至今流传发扬光大。这说明，只有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现实、选择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最具有活力的因子，来构建一种开放的、富有竞争力、充满创造性的新文化，才能让一个文明持续生存下去。

　　那么究竟什么是让一个民族持续伟大的力量呢？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形成的实质，是一个不断由核心区域扩展到治下全境的中国，一个由单一部族逐渐走向多元群落的复杂中国。中国社会在这个转折和开展的伟大历程中，尽管物质基础、政治制度屡屡发生重大甚至根本的变革，尽管在近代遭遇严重的亡国灭种的挑战，但在那些代表性的强盛时期，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共同文化特征，或者可表述为一个文明社会所必备的三个文化支撑：海纳百川的伟大胸襟、物质的富足与人性的解放、精英和草根阶层共有的文化认同。这些特征既存在于正统的精英文化当中，也存在于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当中。将这二者连接在一起的，是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语境的选择性记忆：以世界的优秀文化为参照，从结构中华文明辉煌的具体元素着手，从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轨迹的各类文化符号着手，揭示我们民族为何能延续至今的密码，为这个社会中坚的力量讲述一个复杂多元、拥有伟大创造力和辉煌历史的民族故事，从而重塑我们的未来。

　　影像是最能唤醒人们对过去的记忆的最好手段。为此，我选择了影像记忆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2002年直面社会现实体制的《人在单位》纪录片完成后，我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的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江南》、《徽州》、《徽商》、《河之南》，以及最近播出的《望长安》。这些人文历史纪录片，递进式地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思和叩问，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些以区域文化为主题的一系列纪录片超越了区域传播的范畴，并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讨论？我认为，这些一系列纪录片的成功，其意义在于呼应一个大时代隐约形成的精神诉求——在当前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为自身定位一个精神坐标，树立一种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影像的力量，在于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唤醒了曾被遗忘的一个文明悠远的历史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影像选择仅仅传递了传统文化参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中的一种可能性，提供了文化重建的一条路径，一种思考。对我来说，这些影像的全部使命，在于讲述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文化中国，一个曾拥有普适价值的文化中国，一个至今仍然具有鲜活生命的文化中国，乃至于这些优秀传统资源对延续一种伟大文明的必要性和感召力。(作者系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标题：杨晓民：光影中的追寻及重构传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