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崇高理想。“新状态”小说并没有放逐知识分子精神，但不相信意义，不相信历史的新信念代替了以往文学中的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从“吾将上下而求索”坠入了“游戏人间”。尽管其间并不乏作者作为知识者的优越，但这优越的来源，不是“有意义”，而是“无意义”。
       
    “新市民”小说作家似乎更多地认同了90年代商品经济之下的大众文化准则。他们确信物质对于都市人的重要。作者取消了精神??物质二元对立模式，同时也意味着放逐启蒙，因为启蒙的意义即在于其超越物质、超越现实的终极性。他们选择了泯去二者界限的现时表达，即“欲望”。欲望虽有超越现时的意味，但它紧紧附着于物质与性这些现时内容上，并以认同世俗为前提，因此，精神与价值悄悄离去了。“新市民”小说的倡导者曾说：“希望作者们从前一阶段的种种政治、文化的情绪中伸出手来，抚摸当下的现实：对结束了僵硬的意识形态对峙的世界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对逐步市场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与运作有新的适应与认知，使文学对于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有新的关怀”，但很难说“新市民”小说便具有这样一种先导力量。虽然作家们对“现实生存”不无敏感，但“新的关怀”又是什么，我们是很难见到的。
                                                                      
    三
       
    启蒙主题的价值形态的坚守，在90年代主要表现为个性化形态，并带有温和成份，也就是说，80年代以集团形式出现并表现为中心话语特征的启蒙言说，被代之以作者个人言说。由于知识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置过渡，启蒙话语显得多元化起来。
       
    一种情形是，作家的依旧依循“五四”传统。它强调启蒙传统的批判性，如高晓声、韩少功。高晓声在90年代写出《陈焕生出国》等篇，依然有80年代《陈焕生上城》中影子，陈焕生阿Q式的思想痼疾并无消失，显示出中国农村顽冥不化的“死魂灵”；韩少功则相信民间的“词是有生命的东西”。《马桥词典》从词汇入手，即是对民族恶根的批判。
       
    另一种情形则与80年代有较大不同。随着商品经济之下知识分子精神指向的分化，原本被称为精英的知识群体已很难再有统一的标尺，钱欲、物欲、权欲不可克服地进入知识者的心态，因此相当多的作品开始审视知识者自身中心意识被消解之后的价值迷失与在现实中的茫然。刘震云的小说揭示了知识者在网状的社会现实当中屈服于世俗的原则，所有理想坠入可怕的日常满足。贾平凹的《废都》则是一部知识者精神萎缩的沉沦图景，庄之蝶的精神令人震惊地坠落，性的狂放预示着精神末日。这一切，都显示出知识者拯救主题的变异，即拯救者自身所需要的救赎，拯救者已经不存在。
       
    90年代普遍的精神麻木终于引发了一次反拨，这几乎是一次偏执的行为，精神的振作由于长期的折抑而显然有些失去常态，这便是被称为“新理想主义”的张承志、张炜的创作。
       
    应该说，二张并非重塑知识者，其实，知识者普遍的精神萎缩不仅不能成为社会的英雄，相反，其本身便处于需要拯救的沉沦当中，拯救人类的精神来源被他们转向他方，转向神秘的原教与被人忽视的自然。
       
    张承志在《清洁的思想》等文中，对当代文坛的愤激跃然纸上：“未见炮响，麻雀四散，文学界的乌合之众不见了……”，“所谓三春过后诸苦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不过一古脑儿都涌向商人门了”。张承志指斥整个文坛“荒诞可怕”，处于惊人的坠落中，真正坚守者直如“孤军”，但既使这样，也要“孤军去战”，不惜与整个文坛决斗。在一篇散文中，他傲然宣称：“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举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他变作中国文学的旗”。张炜于此时也竖起拒绝向商业化投降的大旗，他说：“时代和人的精神常常被一种喧嚣所覆盖，而我的作品说的‘拒绝’，就是针对这片喧嚣的”。
       
    1999年，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与张炜《忧愤的归途》两书，被冠之以“抵抗投降书系”之名推出，编者在书前配上了《写在〈抵抗投降书系〉的前面》，内中文字不乏义正辞严的凛然之词：
       
    90年代，在我们需要文化英雄文学斗士、需要良知集体承担苦难构筑精神长城的时刻，我们看到了王朔发动的一次“痞子革命”……这场“痞子运动”是在痞子革命中迅速痞子化流氓化的作家无耻地领导了全民痞子化的一场运动，应该说它是文革词语又一次曲线的“辉煌”表现，它不仅使几千年的汉语言及她的文学的高贵与尊严再一次蒙受耻辱，遭受劫难，而且瓦解了十年改革的精神成果，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又一次沉重哀退和死亡危机。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噩梦
       
    痞子运动标志着中国当代作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绝大部分作家从此彻底放弃了对“现代”的承诺和信仰，背叛了自己八十年代的理想和热情，公开地媚俗，向大众投降，大张旗鼓地倡导“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他们把王朔当作时代的英雄、自救的楷模。这标志着中国作家进入放弃救世、进行所谓自娱的新时代，也就是放弃良知赤裸裸地以耻为荣的时代。
       
    书籍的主编宣称，《抵抗投降书系》，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抗战文学大旗猎猎飘扬”，看到“抗战文学抗击媚俗反对投降悲壮雄伟大气磅礴的风景”。编者有意用“抗战”一词来提醒人们这些书籍的战斗性，似乎中国文坛已经“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的确，二张的创作并非80年代文学精神的延续，它不是知识分子精神的顽强坚守，而是另觅精神家园。早在80年代，张承志便有精神漫游的特点，希望能以植根土地之上的强壮灵魂与伟岸体力，唤回国人的生命强力。之后，张承志来到回地，为回地人民的英雄主义深深感动，并找到了生命与力量之源??哲合忍耶。张承志并不承认自己是描写宗教，而说是在追索理想：“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追求、希望??这些被世界泠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了人道主义；你们会在读后发现，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他创作了叙述哲合忍耶教的历史??《心灵史》，被青海的回民当作了圣经。张承志希望以此来唤回时下普遍失落的精神，但作品也带上了浓烈的道德原教旨主义神秘的黯淡。毕竟，理想的重塑不是宗教，它必须经由理性的烛照才能发出光亮。张承志希望重造信仰，但信仰不是愚味的盲从，而是更高意义上的自由。
      
    张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