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第一天上班就认识了翟墨。他喜欢诗和美学,与我兴趣相同,谈话十分投机,我们一起参与编辑《中国美术报》,一起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往事历历,恍如昨日。
对一个学者最好的纪念是读他的学术著作。最近,我重读了翟墨的《艺术家的美学》(1989)、《登高海自平当代艺术手记》(2005)、《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翟墨卷》(2008)等代表性著作,感到他的学术思想仍然有着生命的活力,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是一位诗人型的学者,他的美学是一种诗化的美学,他的美术理论是富有诗人的浪漫想象和创新精神的理论。
翟墨的美学思想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形成和体系化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美学热”。这种“美学热”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同步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理论的大量译介拓宽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异常流行,尼采、海德格尔等非理性主义的“诗人哲学家”尤其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中国学者开始更加广泛地借鉴西方美学理念、更加自觉地建构中国的美学体系。
正是在这种“美学热”的潮流中,翟墨潜心研究他的导师王朝闻的美学思想体系,同时也在审视和思考西方与中国的现代美学,并在“美学热”退潮之后继续进行美学学科建设,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1997年,他出版了研究吴冠中的专著《圆了彩虹吴冠中传》,以散文诗式的笔调阐释了传主和作者灵犀相通的美学思想,也孕育着翟墨的“大一美学”体系的萌芽。21世纪初,翟墨主编了一套《美学新眺望书系》,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专著《大一美学大千世界,道通为一》。可惜他生前未能完成这部专著。不过,根据他的论文集中的相关篇章,已经可以窥见其“大一美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开阔的视野是翟墨的美学和美术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翟墨是从当代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宏观视野来建构他的“大一美学”体系的,强调以大观小的全球视角而不是以小观大的地域观念。他试图“从全球一体化角度寻找出不同文明各自的优长和弊端,寻找出各种表面差异下潜藏的深层统一性,作为建构新文明新美学的新的出发点。”力求走出文明的悖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他选择基督教的《圣经》和老子的《道德经》作为代表东西方文明的典型文本,寻找人类文明表面差异下潜藏的深层统一性,以此为切入点建构他的“大一美学”体系。
独特的范畴是翟墨的美学和美术理论创新的结构方式。翟墨的“大一美学”体系的关键词或核心范畴是“大一”。他的“大一”概念主要是从老庄哲学中引申出来的。他根据《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和《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有关“大”的论述,引申为“大”即宇宙之“道”;根据《老子》“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和《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有关“一”的论述,引申为“一”即贯通之“德”。所谓“大一”即宇宙之“道”与人类之“德”的道德贯通、天人合一。他还从康德的箴言“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推导出“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是“大”,代表宇宙科学规律;“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是“一”,代表宗教道德准则。他对照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论述,进一步认为“大”就是自然信仰,“一”就是人道信仰,“大一美学”作为“宇宙人类美学”,也是以自然人道为信仰本体与终极追求的“自然人道主义美学”。
诗化的语言是翟墨的美学和美术理论创新的写作方式。他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基本上是对西方哲学、美学的“理性智慧”的全盘横移与机械复制,而宗白华的“散步美学”、王朝闻的“艺术家美学”等具有中国美学本体论和“诗性智慧”的美学,却常常被主流美学话语所忽略,但正是这种美学寄寓着中国诗性美学崛起的希望和潜力。翟墨力图融通西方的理性智慧与中国的诗性智慧,在他的美学和美术理论的写作方式上往往采用哲理诗或散文诗的笔法,以诗化的语言建构诗化的理论形态。正如王朝闻所说:“他很重视诗化的理论形态”,也正如他的自述:“我进入艺术的门槛从写诗开始,在我的论文里仍萦绕着诗的精灵和倩影。”
翟墨的去世是当代中国美学界和美术理论界的损失,幸好有他的学生传承他的衣钵,并结集出版了《融创人生翟墨纪念文集》,使他的理论创新精神在21世纪继续发扬光大。【原标题:诗化的美学(再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