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翟墨先生相识相知相处长达26年，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师长，更是我的挚友。他是对我的学术人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学术成长过程中他对我的提携，还体现在他的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睿智开明的学术思想对我的熏染。斯人已逝，而他等身的著作及其传达的思想观念永远留在人间、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

　　我与翟墨先生年龄相差20岁，算得上是忘年交。1983年，当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时年22岁。那时包括翟墨先生在内被称为“78学人”的新时期第一批美术史论研究生也刚毕业两年，正当年富力强，均已成为美术研究所的学术骨干。我们都居住、生活并工作在北京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院里，他们大多住在前院临时搭建的简易楼，我则住在后院那座著名的“九十九间半”第二层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单位的同事，一个院子里住着，更加上在院里食堂同一个锅里吃饭，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跟大家很快就熟悉了。晚饭后和周末闲暇时，彼此之间经常会串串门，聊聊天。住在简易楼上的诸位前辈中我去得最多的是翟墨先生家。其他前辈也都待人热忱，但在我总感到他们多有严肃气质。而翟墨先生对我总是和颜悦色，丝毫没有长辈的架子，令我倍感亲切。

　　第一次走进他家，就看到墙壁上贴着一个书有“每日千字”的条幅，这是他一生勤奋治学的座右铭。自1978年成为王朝闻首届硕士研究生并开始从事美术研究，31年时间，他出版个人著作18部(平均每两年便有一部著作面世)，发表评论文章近千篇，主编著作10种80余部，他在美术界无疑是工作最勤奋、学术成果最多的学者之一。没有其他任何业余爱好，治学和写作是翟墨先生的唯一兴趣。在我看来，工作刻苦、笔耕不辍既是他取得如此丰硕研究成果的首要条件，也是毁坏他身体健康、导致他过早离世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我国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条件的稍有改善只是最近几年的事，而在此之前，生活的艰苦与工作的劳累使得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早逝的群体。翟墨先生长年承担着高负荷脑力劳动，而疏于身体保养，以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了病魔的侵袭。当他于2008年上半年因身体极度不适而住院并查出胃癌的时候，我得知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翟墨先生是累病的。作为一个学者，68岁的翟墨先生正处于学术生命的盛期，以他的智慧和积累，如果更长寿些，他该会给我们创造出多少优秀学术成果啊！

　　在刚刚认识翟墨先生的时候，他就鼓励我，让我树立“一本书主义”理想。要知道，我那时刚出校门，尚未进入学术的门槛和研究的行列，写书出书对于我而言几乎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他的鼓励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事实上，翟墨先生不仅从精神上激励我，而且为我打通人脉，创造学术发展条件。我的第一、第二本书的出版就得益于他的介绍和举荐。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后学，这样的提携是何等宝贵。我迄今已出版了十几本书，这与翟墨先生的帮助密切相关。多年来，我还和翟墨先生合作主编出版了四套丛书，分别是“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12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20世纪外国大师论艺书系”(12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西方后现代艺术流派书系”(12 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2008年)和“艺术东西丛书”(1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05年)。这些丛书的选题论证、分册设置和作者人选主要由我负责，而出版计划的落实主要是他的功劳。另外，出于对翟墨先生学问学识的尊重，四套丛书的前言我都请他执笔撰写。

　　在我国美术史论界，翟墨先生文笔之优美是有口皆碑的，事实上，翟墨先生首先是一位诗人，早在1976年，亦即他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专业研究生之前，他就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集。在电视尚未普及的1984年，翟墨先生以《啊，火的冰！》为代表的系列美学散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广播连续播出两年之久，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他甚至收到过数百封听众和读者来信。1988年他的第一本诗化美学文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被《书讯报》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十佳书籍之一，他再次收到了五百余封读者来信。翟墨先生的美学和美术理论著述改变了“理论是灰色的”这一定见，他总是以强烈的诗情和细腻的感受来辨析枯涩深奥的理论命题，将抽象的理性思维与生动的情感表达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诗式的学术文体。他写道：

　　我的实践和实验是冰炭同炉之恋——做火的冰的人，写火的冰的文；将诗情之火与理性之冰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机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既痴情于对诗的缱绻又执着于对论的绸缪。

　　既在诗的波浪里游泳又在论的崎岖中登攀。

　　我认为，诗是一切艺术和理论的灵魂，而散文诗是自由度更大涵容量更高的诗。

　　我认为，好的理论文章也应洋溢着论者的思维快感，凝结着作者的生命激情。它绝非只会梳史料辫子和对概念积木者所能为。

　　翟墨先生的著作和论文被读者公认为不可多得的学术“美文”，正如有人所说：“他以诗写论，融论于诗，美文谈美学。读他的书如顾美人，如饮甘露，如沐春风，是美的享受。”   

　　常言道：“知识是别人的，文笔是自己的。”一个学者拥有优美的文笔总是令人羡慕的。我曾想学习、模仿翟墨先生的文风，我也希望自己拥有像他手中的那样一支生花的妙笔，但我很快意识到他的文笔别人是学不到的，因为那首先是一种天生的才能和禀赋，而且它也缘于他始终如一、精益求精地追求。读上去，翟墨先生的文章好像是不费力气的产物，它们是那样流畅灵动、自然天成，实际上，那是他字斟句酌、精雕细琢的结果。翟墨先生对自己的文章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他不仅追求思想观点的独特与深刻，而且讲究措辞的准确与严谨，因此他对每一个字词都要仔细推敲、反复锤炼。我们看到，在他那些诗化的文章中总有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创见。

　　作为一个学者，翟墨先生最让我钦佩的是他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敏锐和胸怀的宽广，他始终对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事物保持着敏锐的感受力，因此他涉猎广泛，并且总是处于学术前沿。在学术上，翟墨先生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总是在突破边界、拓展疆域，美学和美术理论是他的学术根据地，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将探究的领域扩展到绘画美学、摄影美学和设计美学，这是研究的深入，也是专业的开拓。对多个学科领域的涉猎造就了他广阔的文化视野，“走出古今中外之争，会通古今中外之学”成了他的学术目标。

　　翟墨先生在学术上主张返本开新、标新立异或标旧立异。他不排斥旧材料，但倡导新观念、新方法、新联系、新运用。他对轴心时代的学术资源很感兴趣，对《圣经》、《道德经》(《老子》)下过不少研读功夫，且有不少新发现。对他而言，新与旧之间并没有一个一刀切开的界限。因为没有旧就没有新，一切新东西都是在旧的废墟上萌生的；没有新也没有旧，旧学中的生命基因，只有在新的眼光和方法的烛照下才能复活。在一种了无阻隔的思想境界中，他创立了信仰升华论、社会延伸论、思维场流论、艺术因变论、设计创悠论、文明融通论和宇宙自创论等诸多理论，其中“大一美学”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他说：

　　我的“大一美学”是一种元神元道元文元通新学说，包含了思辩方式的“参三趋四论”，精神境界的“信仰升华论”，道德领域的“自然人道论”，文明进程的“反馈变异论”，终极目标的“全息感通论”。简言之，“大”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一”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美”就是星空与律令节奏韵律的悄然感通；美的“学”说的深层奥秘就在对星空的扪心仰望里。

　　翟墨先生将他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文集取名为“登高海自平”，并在自序里阐明了自己对世界文明大同大通的愿望和期待：

　　人类文明上中下、前中后、左中右的多维贯通是文敏发展的大势。上中下，指竖向的大信仰，即天籁——人籁——地籁的韵律感应；前中后，指纵向的大文脉，即轴心——辐射——新轴心的绵延升跃；左中右，指横向的大体系，即神性——物性——人性的独联互动。这是我的终极追求，也是贯穿我的美学、美术学、设计学研究的一条纫长的精神红线。

　　除了将他的普世主义胸怀贯穿于他的学术理论之外，翟墨先生还将它奉为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终极理想。他说：

　　对于心里有爱的人来说，世界只是一个大家庭而已。

　　为此，翟墨先生积极参加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非政府学术组织“全球文明推进组织”(OPGC)，两次出席全球文明世界大会，参与签署《全球文明宣言》，并担任《全球文明》杂志副主编。他倡导建立“世界联合政府”，希望人类真正成为一个整体。我相信，翟墨先生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

　　治学是翟墨先生艰辛的劳动，也是他轻松的休息，带着日夜笔耕的疲惫和无穷无尽的研究计划，正值学术盛年的翟墨先生离开了我们。在北京门头沟万佛园翟墨先生的墓上镌刻着下列文字：

　　“化‘知’为‘思’为‘诗’，传达不同凡响的先知‘神’谕，寻觅大千宇宙的深层通一，是我韧长的学术追求和无尽的人生乐趣。”

　　这是翟墨先生生前为自己写就的墓志铭，他将对学术和人类的热爱带到了天国，对于我们，他的胸怀和思想将是永远值得追慕的榜样。文/王端廷【原标题：澄明逍遥 大美通一：怀念学者翟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