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启蒙一直是近代中国文学的两大主题。在更长的时间范围里，启蒙主题似乎更能显示出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自新文化开始，启蒙主题的文学便是文化建设与文化革命的先声。“四人帮”被粉碎之初，由刘心武《班主任》拉开新时期文学的序幕。直到80年代末，文学上的启蒙立足于对人主体性的反思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倡导，与当时思想界的整体状况相一致。90年代之后，文学形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启蒙主题也经历了动荡与转折，对它的消解与对它的坚守，成为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侧面。        
    在8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启蒙主题与当时锐意改革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构，并以其敏锐性成为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先声，如“伤痕文学”、“大墙文学”、“改革文学”。80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已悄然显示出多元性，但文学之中以改革文学为主的现实主义，仍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思索；寻根文学中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控掘，也仍然执着于民族精神的重建。即使是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精神焦虑，也包含了对完善社会或对现代化的顽强希冀，从而为人们广泛注目。90年代以后，社会进入商品文化发展时期，一方面，稳定的改革开放进入一种制度化市场阶段，此前强力进行的革命式的改革让位于稳定的运行，同时，社会文化因商品经济的建立而显出商品性特征。处于商品大潮冲击之下的大众，也从以前服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引导而进入个体生存的现实秩序，对已身的物质利益满足取代了对政治的热烈关切，眼前欲望的追逐冲淡了对价值与意义的终极关怀。因此，以启蒙为主导的新时期文学，同知识界精英一样，变得无人关心，严肃文学如同鲁迅笔下一个走入“无物之阵”的战士。其实，所谓启蒙，存在着一个预设前提，即知识分子的精神优势与接受群体??大众的低层精神状态，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启蒙是以对“群氓”、“愚众”的布道与拯救为基本模式的，而一旦公众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话语的普遍冷漠，启蒙便成了可笑的自言自语。长此以往，也便失去了言说启蒙的热情。文学开始四下逃逸，中心话语轰然颓坍。启蒙，这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强有力的，处于互解状态。
       
    另外，社会现实的改观，使知识界与文学界在接受西方思潮方面显示出与80年代极大的不同。80年代，学界经历了多次热潮，从最初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依德到弗洛姆、尼采，常有狂热的追寻意义的猛烈动机，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轮番轰炸，从中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彼此并不关联的各种思潮填充着人们饥渴的灵魂。90年代以后，人们对渺茫不可捉摸的终极意义感到漠然，对所谓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产生怀疑，而西方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恰好迎合了时下人们的个体需求。后现代主义不再追寻人与社会的终极性，也不把人看作整体存在，拒绝承认世界的本质、规律与深刻，逐渐形成了颠覆、消解价值与意义的文化观念。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最初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但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只重消解而忽视建构，因此，也就注定其与世俗消费主义妥协，并成为后者的实践基础，在思维取向上带有消解特征，在价值取向上带有平面性。中国后新时期的社会状况，恰好为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温床，更加速了启蒙主题的瓦解。
                                                                      
    二
       
    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1中止判断，零度写作；2虚构历史，瓦解意义；3自恋自娱，逃避社会等等，其基本精神上则是消解主流与传统，消解价值与意义，其与80年代文学最大不同在于对启蒙主题的疏离与反叛。
       
    新写实小说虽迟至1989年才被正式命名，但在1987年便已显示出其零度写作的基本特征。新写实小说家拒绝虚伪的所谓理想与崇高。在他们看来，平淡、平凡、平庸的百姓日常生活，虽然毫无光彩，却具有真实的原生态意义。一切的真实，都存在于衣食住行的各式琐屑当中，如同池莉《烦恼人生》中印象厚所感觉到的：
       
    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印家厚随着整个社会流动、追求。关心中国足球队是否进军墨西哥；关心中越边境状况；关心生物导弹治疗癌症的效果；关心火柴几分钱一盒了？他几乎从来没有想到是否该为少年的梦感叹。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遍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功夫去想入非非呢？……
       
    池莉于90年代初发表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仍然依循早期作品，对市井生活作“原生态”的写照。一群由个体户、汽车司机、厨师、理发师、家庭妇女组成的一个市井社会，一切按照混乱而又常见的世俗生活逻辑呈现着最无光彩的生活。不管生活是一种怎样无奈的状态，不管是“冷”，还是“热”，市民生活的逻辑就是“活着就好”。人们“终极关怀”便是衣食住行性，价值与意义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或者仅仅就是食与色的“活着”。
       
    与池莉以平静语调叙写市民的平静生活稍有不同，新写实主义另一代表作家方方则以冷静态度解析着市井人物的人性病态。不过，其小说虽力求透出某种哲理性，但并不足于支撑其所进行的对生活表象的原生态反映。刘震云对人物生活的表现往往能与社会制度的表现相互结合。他较多选取处于庞大社会网结中的点状存在??工作单位作为人物的环境，在当下的权力结构中，人成为无可奈何地适应制度的无灵魂机器。由于作者与作品的叙述几乎合一，因此，很难见出作者对生活的臧否。
       
    新写实主义取消了80年代启蒙文学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小说家看来，生活本身并无善与恶的先验性准则，它只是一个流程，一个现象，由无数细屑、点滴的日常构成的原色世界。道德与政治的崇高与卑下对于生活原态来说，都失去了清晰的界限，即使生活中还有政治、道德，但已经溶化于生活之中，根本无法将其提取出来，那么，启蒙主义的社会改造、精神塑造等等命题便在原生态的市井生活表现中被剔除掉了。当然，新写实小说或许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想指向，但它是日常生活逻辑的结果，而不是与生活对立的另一种意义。池莉《太阳出世》对于叫朝阳的婴儿有一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希望表达，但除了生活的日常性之外，又能是什么呢：“朝阳喝什么奶粉好，他们就给她卖，决不选择奶粉的国籍，决不在乎人们怎么说……他们要女儿有第一流的体质，第一流的智商，以便在将来激烈竞争的时代里成为强者。”显然，在作者看来，理想也好，进步也好，社会变革也好，都不来自于市井生活之外的另一处。新写实小说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见解则更说明，理想也不来自于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种智力较高的人群，与“汉口小市民”一样粗鄙，所谓的“理智”、“崇高”反而显出无聊与虚伪，80年代以启蒙者、拯救者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居高临下式的知识者判断已沓如黄鹤。
       
    除了新写实小说，90年代还出现了种种冠以“新”字的各式文学不仅以此消解政治，同时也于反讽之中瓦解了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