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修术行道的改革实践
　　
    韩国东邻魏国，西当函谷关大道，与秦国为邻，两面受敌。而且山地多，平原少，物产短缺，在七国中最为弱小。三家分晋后，韩国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 诸事草创，政局混乱。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决心进行改革。
　　
    申不害原是郑国人，郑国乃法家的故乡之一，子产、邓析都出于郑国。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擅长于黄老刑名之术，主张将法家的法治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结合起来，是法家中主张“术治”的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韩国的改革主要是“修术行道”，“内修政教”，即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
　　
    “术”是讲国君如何控制大臣、百官，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手腕、手法，也就是权术。正如刘泽华先生所说：“术不同于法，法的对象是全体臣民，术的对象是官吏臣属；法要君臣共守，术由国君独操；法要公开，术则藏于胸中；法是一种明确的规定，术则存于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申不害的“修术行道”
　　
    其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史称“阳术”，这就是《韩非子?定法》篇所说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二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人称“阴术”。

    申不害主张君主“无为”，但大臣必须有能力，而且要有为。他主张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副，即根据官吏的职务要求（名），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胜任（实），然后才能授官。而不是根据出身血统、也不是根据与君主个人关系的远近授官。要求管经济要会管经济，管司法的要管好司法，管军事的要会用兵打仗，管行政的则要懂行政、用人，任何人都不能滥竽充数。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否定。
　　
    “操杀生之柄”，要求君主掌握生杀大权，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具体工作可以交给臣下，国君不必事必恭亲。
　　
    “课群臣之能”，则是对群臣进行监督、考查、防范。国君任命了臣下，理所当然地要求臣下忠于职守、严格遵守法令，并要防止臣下篡权夺位。因此臣下是否真正胜任所担负的任务？工作业绩如何？其属下臣民有何反映？有没有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现象？有没有人要搞阴谋诡计？所有这些都必须进行考查。这是保证行政工作效率和国治民安的重要手段。以上主要是“阳术”。
　　
    但只有“阳术”还不够，还必须有“阴术”。因为做国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天子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这是从古至今的一句口头惮。君主要集权，某些权臣、重臣也会想揽权、篡权。因此，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防止某些权臣专权、揽权，甚至进行篡权活动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国君善于控制臣下，及时发现臣下的毛病和阴谋。为此，君主就需要设一些耳目，及时了解、掌握臣下的情况，后来就发展到搞特务活动。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１５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原标题：申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