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赵树理以来，中国真正从农民阶层中成长出了作家。这是极重要的现象。我不止一次说过，虽然中国自古便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国，但文学却一直跟农民不相干。因为语言文字掌握在士大夫手里。表面上，也有与农民生活相关的作品——陶渊明、王维、白居易、张养浩、贯云石等都写过一些，可是，这些描写骨子里面表现的是士大夫自己的情趣，与农民自己的价值观关系不大，至于农民生活的真正内容和感受，更近于空白。所以，田园诗并不能视为真正的农事诗，是“伪农事诗”，是裹着乡村外衣的文人诗。真正的农事诗也曾经有过，基本上到《诗经》“国风”为止；《诗经》以后，属于农民生活自己的文学表现，就只存在于典籍之外，作为民歌等口头形式随时湮灭，不能构成文学史的存在。这种情况，是到20世纪改变的。但起初，包括从“五四”到30年代，也没有真正做到。像鲁迅笔下的农民，今天看来仍旧是知识分子视角的反映。这一点，确确实实要归功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赵树理为例，《讲话》之前，他本人就有从农民视角、用农民语言写作的意识，但一直不登大雅之堂，受排斥。没有《讲话》彻底扭转方向，《小二黑结婚》大约还是难以发表出来。此后，他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多，而且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也纷纷努力从农民立场、用农民的语言写作。稍稍打量一下，我们会发现一条明显的界线：赵树理之前中国基本没有地道农民味的小说，而赵树理后，熟悉农民，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与农村语言、风俗文化水乳交融的作家作品比比皆是。所以，今天很多作家实际上都是延安变革的受益者。

　　关于《家谱》，可以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叙述刘尧昌的丧葬过程；（二）叙述一个乡村家族史；（三）叙述20世纪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这三者在情节上是时间交错的关系，内容上则是点、面切换的关系。

　　刘尧昌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他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属于一个标准的乡村大家族。因为他受过相当的教育，从私塾、新式小学念到县城师范。这些教育形成巨大力量，将他从乡村，从数百年来岿然不动的家族，拉向纷杂的外界，拉向谋求变革现实的洪流。像很多人一样，他成为一个反叛者和“进步”的追求者。这样的人生轨迹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到那时为止，刘尧昌可以说紧紧握住“现实”的手，跟它走在一起。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的20世纪巨变的必然性。

　　但是，在这之后，刘尧昌的脚步却停了下来。小说写道：“农业合作化后，数千年的小农耕作方式改变了”。这个“改变”，不仅仅是“耕作方式”，势必根本性地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直至农村的基本伦理。盖因农民以土地为安身立命之本，“耕者有其田”，绝非一个吃饭问题、贫富问题，更连系着农民的归属感、家庭关系、血缘认识、伦理观念，简而言之，是中国乡村文明的基石。

　　在这样的矛盾面前，一直紧握“现实”的手跟它往前走的刘尧昌，令人吃惊地选择了再一次的反叛——反叛当时促使他反叛的力量。作为一个大家族较富庶的一员，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某种意义上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追求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大刘村首任村长。然而，当变革进而开始摧毁农村社会古老体系时，刘尧昌却成为一个抵触者。所谓“令人吃惊”，并非指他这种变化来得突兀，其实一点也不突兀，因为刘尧昌始终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追随革命缘乎此，抵触新的变革亦缘乎此。“令人吃惊”的其实是，农民的禀赋和本性在他身上是如此顽固；哪怕新的变革在政治上被论证为无比“正确”、“正义”，他也会不假思索地顺着农民本性选择抵触。在抵制拆祠堂的现场，刘尧昌就那样自然而然地站出来，成为“带头闹事”者，被派出所梁所长鸣枪示警之后，“五花大绑”押回公社。

　　这是让人感到震撼的时刻。革命的同路人（“同盟军”），如今成了革命专政的对象。发展下去，“文革”中，刘尧昌名列“黑五类”，沦为“被管制分子”。浩劫之后，晚年刘尧昌更加纯粹地归依于农民价值观，把续修家谱、再建始祖墓园当作最后事业。这个“续修”、“再建”，昭示着古老不息的历史感和精神哲学，也顽强地表现出标准中国式农民所坚持的生命的根。

　　刘尧昌这个形象，在过往农村题材小说中是没有的。他所体现的中国农民的那种特性，从《小二黑结婚》到《暴风骤雨》，从《红旗谱》到《创业史》，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都避而不写。是不是由于不够“典型”呢？完全相反，人们很清楚，刘尧昌之于中国农民非常“典型”。只不过，这种“典型性”当时不被承认也不能承认罢了。《创业史》写了一个梁三老汉，就被认为写出了农民的复杂性，直到现在也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可是跟刘尧昌相比，梁三老汉是表浅的，因为作家对他的描写，还只是抵于不愿失去土地、个人主义、小农意识及理想这个层面，虽然柳青抱着批判态度，但大家觉得在当时能够承认农民有这种思想而加以描写，已经够真实了，然而李明性的描写才让我们明白，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以及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历史之间的矛盾冲突，其真正深刻之处，并不只是农民个人物质利益得失的问题，其实质实际上是农民的历史、价值观、归属感，亦即整个中国乡村精神文化被割断的问题。这是极其深入的认识。不必说，过去在革命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农村题材创作，它被回避表现或拒不承认，即便“新时期”以来的农村题材创作，也未曾抵及这个层次，大多数作家作品对农民的思考，都放在物质生活得失及困境上（这当然应该有所表现），未能注意农民的精神世界的自我确认和传承问题。贾平凹的《秦腔》真正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不过，《秦腔》的表现方法是走意象化路子，跟《家谱》通过刘尧昌一生的刻画，在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与背景下，写出农民的“精神上流离失所”不同；就此而言，刘尧昌无疑要作为当代文学农民形象塑造的重要收获留下来。

　　论至此，我们已能悉知明性先生以“家谱”为依托，结撰这部长篇小说的深意。说实话，最初看到书名，我根本不曾意识到“家谱”两个字包含这样深刻的指向，而只是想像它大约是一本玩弄“文献”噱头、搞一点“文化感”的书，因为很多作品如此，致人易生此想。然而在李明性笔下，“家谱”乃是农民的精神谱系，是农民世界观、生命意识的积淀物。这样的积淀物，小说中还有不少，像祖墓园地、宗祠、丧葬仪式。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程式化的东西，就像京剧，一出戏演下来，某种意义上演员似乎可以忽略，因为一招一式都是规定动作。可是，这种表面上非个性、遮蔽独特个人生命存在的形式，细细品思，里面却有远高出个体之上的千百年沉积起来的生命热情，甚至当个体消失在其中时，他们是那样的投入并为之感到幸福快乐。《家谱》对此有非常繁缛的描写（例如最后一章）。对于这样一些事物，过去我们习惯于以文明进步的武器，加以批判。应该说，历史的功利性确实会导致并支持这种批判，小说也写到尧昌之孙、德芹之子对乡村传统殡葬仪式的反感。但是，作家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目光却应当有超越历史的一面，甚至于“批判”，也并不单从进步/落后作取舍，而要尊重每一种有悠久传承的精神现象，因为这些现象无疑饱含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的生命追求。虽然历史总是不断发生着抛弃“过去”的事情，但这种抛弃未必是值得庆贺的。【原标题：李明性长篇小说《家谱》：这个农民形象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