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是:印象河南网 >> 相关信息 >> 名人名家 >> 浏览相关信息
精彩推荐
专题推荐
    没有记录!

李明性长篇小说《家谱》:这个农民形象不一般

2013/5/7 11:36:05 点击数: 【字体:


    河南的作家,多以写农民见长,李明性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家谱》仍然是写农民。

  自从赵树理以来,中国真正从农民阶层中成长出了作家。这是极重要的现象。我不止一次说过,虽然中国自古便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国,但文学却一直跟农民不相干。因为语言文字掌握在士大夫手里。表面上,也有与农民生活相关的作品——陶渊明、王维、白居易、张养浩、贯云石等都写过一些,可是,这些描写骨子里面表现的是士大夫自己的情趣,与农民自己的价值观关系不大,至于农民生活的真正内容和感受,更近于空白。所以,田园诗并不能视为真正的农事诗,是“伪农事诗”,是裹着乡村外衣的文人诗。真正的农事诗也曾经有过,基本上到《诗经》“国风”为止;《诗经》以后,属于农民生活自己的文学表现,就只存在于典籍之外,作为民歌等口头形式随时湮灭,不能构成文学史的存在。这种情况,是到20世纪改变的。但起初,包括从“五四”到30年代,也没有真正做到。像鲁迅笔下的农民,今天看来仍旧是知识分子视角的反映。这一点,确确实实要归功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赵树理为例,《讲话》之前,他本人就有从农民视角、用农民语言写作的意识,但一直不登大雅之堂,受排斥。没有《讲话》彻底扭转方向,《小二黑结婚》大约还是难以发表出来。此后,他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多,而且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也纷纷努力从农民立场、用农民的语言写作。稍稍打量一下,我们会发现一条明显的界线:赵树理之前中国基本没有地道农民味的小说,而赵树理后,熟悉农民,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与农村语言、风俗文化水乳交融的作家作品比比皆是。所以,今天很多作家实际上都是延安变革的受益者。

  关于《家谱》,可以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以下几点:(一)叙述刘尧昌的丧葬过程;(二)叙述一个乡村家族史;(三)叙述20世纪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这三者在情节上是时间交错的关系,内容上则是点、面切换的关系。

  刘尧昌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他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属于一个标准的乡村大家族。因为他受过相当的教育,从私塾、新式小学念到县城师范。这些教育形成巨大力量,将他从乡村,从数百年来岿然不动的家族,拉向纷杂的外界,拉向谋求变革现实的洪流。像很多人一样,他成为一个反叛者和“进步”的追求者。这样的人生轨迹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到那时为止,刘尧昌可以说紧紧握住“现实”的手,跟它走在一起。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的20世纪巨变的必然性。

  但是,在这之后,刘尧昌的脚步却停了下来。小说写道:“农业合作化后,数千年的小农耕作方式改变了”。这个“改变”,不仅仅是“耕作方式”,势必根本性地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直至农村的基本伦理。盖因农民以土地为安身立命之本,“耕者有其田”,绝非一个吃饭问题、贫富问题,更连系着农民的归属感、家庭关系、血缘认识、伦理观念,简而言之,是中国乡村文明的基石。

  在这样的矛盾面前,一直紧握“现实”的手跟它往前走的刘尧昌,令人吃惊地选择了再一次的反叛——反叛当时促使他反叛的力量。作为一个大家族较富庶的一员,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某种意义上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追求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大刘村首任村长。然而,当变革进而开始摧毁农村社会古老体系时,刘尧昌却成为一个抵触者。所谓“令人吃惊”,并非指他这种变化来得突兀,其实一点也不突兀,因为刘尧昌始终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追随革命缘乎此,抵触新的变革亦缘乎此。“令人吃惊”的其实是,农民的禀赋和本性在他身上是如此顽固;哪怕新的变革在政治上被论证为无比“正确”、“正义”,他也会不假思索地顺着农民本性选择抵触。在抵制拆祠堂的现场,刘尧昌就那样自然而然地站出来,成为“带头闹事”者,被派出所梁所长鸣枪示警之后,“五花大绑”押回公社。

  这是让人感到震撼的时刻。革命的同路人(“同盟军”),如今成了革命专政的对象。发展下去,“文革”中,刘尧昌名列“黑五类”,沦为“被管制分子”。浩劫之后,晚年刘尧昌更加纯粹地归依于农民价值观,把续修家谱、再建始祖墓园当作最后事业。这个“续修”、“再建”,昭示着古老不息的历史感和精神哲学,也顽强地表现出标准中国式农民所坚持的生命的根。

  刘尧昌这个形象,在过往农村题材小说中是没有的。他所体现的中国农民的那种特性,从《小二黑结婚》到《暴风骤雨》,从《红旗谱》到《创业史》,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都避而不写。是不是由于不够“典型”呢?完全相反,人们很清楚,刘尧昌之于中国农民非常“典型”。只不过,这种“典型性”当时不被承认也不能承认罢了。《创业史》写了一个梁三老汉,就被认为写出了农民的复杂性,直到现在也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可是跟刘尧昌相比,梁三老汉是表浅的,因为作家对他的描写,还只是抵于不愿失去土地、个人主义、小农意识及理想这个层面,虽然柳青抱着批判态度,但大家觉得在当时能够承认农民有这种思想而加以描写,已经够真实了,然而李明性的描写才让我们明白,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以及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历史之间的矛盾冲突,其真正深刻之处,并不只是农民个人物质利益得失的问题,其实质实际上是农民的历史、价值观、归属感,亦即整个中国乡村精神文化被割断的问题。这是极其深入的认识。不必说,过去在革命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农村题材创作,它被回避表现或拒不承认,即便“新时期”以来的农村题材创作,也未曾抵及这个层次,大多数作家作品对农民的思考,都放在物质生活得失及困境上(这当然应该有所表现),未能注意农民的精神世界的自我确认和传承问题。贾平凹的《秦腔》真正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不过,《秦腔》的表现方法是走意象化路子,跟《家谱》通过刘尧昌一生的刻画,在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与背景下,写出农民的“精神上流离失所”不同;就此而言,刘尧昌无疑要作为当代文学农民形象塑造的重要收获留下来。

  论至此,我们已能悉知明性先生以“家谱”为依托,结撰这部长篇小说的深意。说实话,最初看到书名,我根本不曾意识到“家谱”两个字包含这样深刻的指向,而只是想像它大约是一本玩弄“文献”噱头、搞一点“文化感”的书,因为很多作品如此,致人易生此想。然而在李明性笔下,“家谱”乃是农民的精神谱系,是农民世界观、生命意识的积淀物。这样的积淀物,小说中还有不少,像祖墓园地、宗祠、丧葬仪式。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程式化的东西,就像京剧,一出戏演下来,某种意义上演员似乎可以忽略,因为一招一式都是规定动作。可是,这种表面上非个性、遮蔽独特个人生命存在的形式,细细品思,里面却有远高出个体之上的千百年沉积起来的生命热情,甚至当个体消失在其中时,他们是那样的投入并为之感到幸福快乐。《家谱》对此有非常繁缛的描写(例如最后一章)。对于这样一些事物,过去我们习惯于以文明进步的武器,加以批判。应该说,历史的功利性确实会导致并支持这种批判,小说也写到尧昌之孙、德芹之子对乡村传统殡葬仪式的反感。但是,作家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目光却应当有超越历史的一面,甚至于“批判”,也并不单从进步/落后作取舍,而要尊重每一种有悠久传承的精神现象,因为这些现象无疑饱含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的生命追求。虽然历史总是不断发生着抛弃“过去”的事情,但这种抛弃未必是值得庆贺的。【原标题:李明性长篇小说《家谱》:这个农民形象不一般】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李洁非 2009年06月30日
0
相关信息 没有记录!
著名人物 没有记录!
精彩展示 没有记录!
评论区
友情链接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