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中看，干宝撰作《搜神记》“会聚散逸，使自一贯”，一方面是把散见于古书和前人书中的有关资料——所谓“片纸残行”——搜集集中起来，这也就是自序中说的“缀片言于残阙”，“承于前载”;但同时也从当代人口中搜集材料，所谓“博访知古者”，也就是序中所说“访行事于故老”，“采访近世之事”。序称：“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干宝身在著作，有方便条件阅读前人书和古书，这也就是他任著作郎时开始写《搜神记》的原因。但据《隋书·经籍志序》云，本来魏晋秘书省藏书多达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经惠、怀之乱，国家藏书“靡有孑遗”，到东晋永和中著作郎李充校书时也才只有三千一十四卷，那已是干宝死后十几年的事情了。因此干宝只利用秘府书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自己采访书籍。“博访知古者”，“访行事于故老”，“采访近世之事”，这些话不光是指口头采访，也包含着访书。

　
    此后干宝在外任县令郡守十年，估计还在继续撰作《搜神记》。本传载干宝曾将《搜神记》拿给刘惔看，刘惔说：“卿可谓鬼之董狐。”这应当是《搜神记》成书后的事情。考刘惔于穆帝永和三年(347)十二月自侍中迁丹杨尹，卒官，年三十六[。传载亡后孙绰作诛，诣褚裒言及惔而流涕，而褚裒卒于永和五年十二月。《世说·伤逝》载王长史濛卒时刘尹(丹杨尹)临殡，而王濛卒于永和三年。由此来看刘惔约卒于永和四年(348)，生年则在建兴元年(313)。到咸康二年干宝卒，刘惔才二十四岁。刘惔是东晋名士，本传载“惔少清远，有标奇。……人未之识，惟王导深器之。后稍知名，论者比之袁羊。……尚明帝女庐陵公主。”干宝咸康元年由始安调任王导司徒府右长史，刘惔既受王导器重，很可能当时也任职于司徒府，干宝给刘惔看《搜神记》，大约是供职司徒府时的事情，若此，必在咸康元年二年间，书成大约也在此间。从建武元年开始“发愤”著书，到咸康二年，历时二十年。

　　
    干宝对刘惔出示其书，当然因为他是名流，品藻为世所重。刘惔对干宝书的评价是以春秋晋国秉笔直书的良史董狐为喻，似乎是称赞，其实是讥讽干宝以史家实录态度对待鬼神荒渺之事，所以《世说新语》以此事入于《排调门》。《世说·品藻》载刘惔自视极高，自许“第一流”人物，未必对年长于他三四十岁的干宝佩服。而且《世说·言语》载，刘惔曾说“吉凶由人”。又载：“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刘惔字)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看来他颇不信鬼神之事，属无鬼论一派，所以拿干宝来调侃，意思是做董狐可做鬼董狐则不可。《晋纪》固为良史，《搜神记》则为妖妄。“鬼董狐”之评明扬暗抑，这是刘惔的品藻之妙，《晋书》从《世说》采入，则未解其意，以为称赏，从此后世也就以“鬼董狐”为语怪美称了。【原标题：干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