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由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始安郡晋属广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干宝在始安的情况，《晋书》卷九四《隐逸·翟汤传》有这样的记载：

　　
    翟汤，字道深，寻阳人。……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遣船晌之，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讫，便委船还。”汤无人反致，乃货易绢物，因寄还宝。宝本以为惠，而更烦之，益愧叹焉。

　　
    翟汤隐居寻阳，与干宝有通家之好[50]，寻阳、始安相隔数千里，而干宝竟能够遣船资助，可见当太守时经济条件大为好转。

　　
    本传云“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据《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及《明帝纪》，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太宁元年(323)四月迁司徒，二年平王敦，封始兴郡公。《王导传》载：“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给布万匹。俄而贼退，解大司马。复转中外大都督，进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汉制罢司徒官以并之。”据《成帝纪》载：“(咸康元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是知王导于司徒府置左右长史是在咸康元年(335)四月，他请朝廷任命干宝为司徒右长史当在此时]。如此看来，干宝罢守始安是在咸康元年(335)，时去咸和元年调补山阴令也是首尾十年。

　　
    干宝在司徒府曾撰立司徒府属僚官仪，《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载：“司徒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常置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主簿、祭酒、令史以下。晋世王导为司徒，右长史干宝撰立官府职仪已具。”《隋书·经籍志》职官类著录干宝《司徒仪》一卷，即此书。

　　
    王导司徒府到咸康四年六月拜相时才罢，干宝迁官散骑常侍约在咸康一二年。《晋书·职官志》：“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常为显职。”散骑常侍“不典事”，无日常职守，所以常用作加官和兼官，或领其他职事。《北堂书钞》卷五七引《晋中兴书·太康孙录》云：“干宝以散骑常侍领著作。”《册府元龟》卷六○五《学校部·注释一》亦云：“干宝为散骑常侍，领著作。”可见干宝当时是以散骑常侍而兼领著作郎[54]，这是第二次出任大著作。

　　
    干宝卒年，《建康实录》有明文记载，卒于咸康二年(336)三月。由于《晋书》本传不载，而《文选·晋纪论武帝革命》注引《晋中兴书》也只是含混地说“迁散骑常侍，卒”，过去研究者只是推测卒年及生年，均不可靠，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建康实录》这条珍贵资料。

　
    干宝生年不详，只能作些推测。前称元康末至太安间(299-303)干宝在江淮，时已成人，如以元康末二十岁来计算，则至晚生于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晋太康元年，280)。再考本传载：“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干莹仕吴为丹杨丞、立节都尉，当卒于吴，卒时干宝兄弟年幼，若以干莹卒于吴亡之年，干宝时五岁来计算，则干宝生在天玺元年(276)，卒时享年六十一岁。但这个估计恐怕还是比较保守的，生年还可以往前提一些时间]。

　　
    干宝官终散骑常侍、著作郎，这是绝无疑义的。然唐初道宣《续高僧传·慧因传》称“晋太常宝”，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亦云：“余昔曾见太常晋于(干)宝撰《搜神录》。”而释法琳《破邪论》卷下云：“晋中书侍郎干宝撰《搜神录》”。这里冒出太常和中书侍郎两个官职。汪绍楹校注《搜神记》，所辑佚文中有“苏韶”一条，辑自《道宣律师感通录》，按云：“法琳《破邪论》亦谓‘晋中书侍郎干宝撰《搜神录》’。……称宝为‘太常’或‘中书侍郎’，则僧徒宣扬佛教之作，于此等处每肆意书之。甚或改标官位，以图耸聆，不足据。”小南则以为《搜神记》原书可能就有“太常干宝撰”的字样，《搜神记》完成于担任太常期间[58]。按年辈早于道宣的法琳却称晋中书侍郎干宝，若照小南的推断，《搜神记》又该是居官中书侍郎时成书的了。倒是小南的另一个猜测有一定道理，就是太常可能是干宝死后的赠官。据《宋书·百官志下》，散骑常侍和诸卿均为第三品，而太常为诸卿之一，依晋代赠官制度，散骑常侍卒赠太常并不违例[62]。从《续高僧传·慧因传》来看，道宣了解干宝世系，因此他称作“太常干宝”应当予以充分注意，以之为干宝的卒后赠官是目前可以做出的最合理的解释，自然“太常干宝”绝对不是《搜神记》的题署，只是道宣自己的称谓而已。至于法琳说的“中书侍郎”，绝对不能成为干宝的赠官，因为中书侍郎是第五品。如果法琳记载可靠，那么中书侍郎只能是生前某时所任官。干宝仕历长达二十五年，本传记其官政可能有遗。不过太常、中书侍郎以及尚书郎目前还难以比较确定地排人干宝的仕宦经历中，都是疑点，这个问题尚待发现佐证资料，也只能存疑而已。

　　
    干宝著述颇丰，据《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册府元龟》卷六○五《学校部·注释一》及卷八五四《总录部·立言》著录，凡二十二种，经史子集都涉及到了，非常广泛，可惜全部散佚，今存者全系辑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晋纪》二十卷[63]和《搜神记》三十卷。

 　
    《搜神记》著作过程考

　　
    干宝《晋纪》当时被誉为“良史”，后人还曾为其书作注。但《晋书》本传于《晋纪》置词远不及《搜神记》为多，这似乎反映出干宝《搜神记》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更重。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干宝的名字更多地和《搜神记》联系在一起，人们更多是从《搜神记》得知干宝的。何法盛曾羡慕干宝撰《晋纪》，说干宝“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其实“流声于后”的主要是《搜神记》。

　　
   《搜神记》作于何时，史无明文，但可推断出来。前引《晋书》本传和《建康实录》等书均载有作书缘由。又《世说·排调篇》注引《孔氏志怪》：

　　
    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暖，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