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集注》卷六二江文通《拟郭弘农游仙诗》注引《文选抄》：

　　
    猛(吴猛)，豫章建宁人。干庆为豫章建宁令，死已三日。猛曰：“明府算历未应尽，似是误耳。今为参之。”乃沐浴衣裳，复死于庆侧。经一宿，果相与俱生。庆云：“见猛天曹中论诉之。”庆即干宝之兄。宝因之作《搜神记》。故其序云：“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

　　
    《太平广记》卷一四引《十二真君传》：

　　
    时武宁县令干庆死，三日未殡，猛(吴猛)往哭之，因云：“令长固未合死，今吾当为上天讼之。”猛遂卧庆尸旁，数日俱还。时方盛暑，尸柩坏烂，其魂恶，不欲复入，猛强排之，乃复重苏。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复生，因撰《搜神记》，备行于世。

　　
    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七《吴猛》：

　　
    西安令于(干)庆死已三日，世云(吴猛字)曰：“令长数未尽，当为讼之于天。”遂卧于尸旁，数日与庆俱起。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异，遂作《搜神记》，行于世。

　　
    本传把《搜神记》的创作和干宝父婢及其兄复生两件事联系起来，说宝“以此遂撰集”《搜神记》，其他记载均亦作此说，可见这两件事极可能是干宝《搜神记序》中所记，只不过序中叙父婢事不会言为其母妒而推著墓中，《晋书》本传可能是参照《孔氏志怪》记录的。本传所录序文，开头即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无此文法，分明是前有删削，因为本传将婢和兄复生事以叙述文字前已载之，所以这里就略去了。

　
    据《孔氏志怪》，原序中有“有所感起”之语，而《文选抄》引作：“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更为完整。依《孔氏志怪》所言，干宝“有所感起”的是父婢复生，而依《文选抄》所感者干庆复生，与本传之二事俱著不同，盖引文删削所致，晋末孔约所著《志怪》和《文选抄》所引某书原文，也应当二事皆记，均本干宝序为说(自然也含有后世流传的内容，如干宝母妒推婢入墓)。干宝父婢殉葬是幼年之事，当时干宝兄弟还懵懂无知，所谓十余年后开墓复生当然也不过是乡曲传闻之辞。建武中有所感起应当主要是针对干庆的所谓复生之事(真实情况应当是病危失去知觉而又苏醒过来，属于假死现象，并未真死)而言[68]，而联想到了关于父婢复生的早年传说。干庆的复生当在建武中，所以序称“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建武元年干宝以著作郎领修国史，其撰《搜神记》必始于此年。《十二真君传》谓“庆弟晋著作郎宝”，举其撰《搜神记》时之官，是正确的。

　　
    关于干宝撰作《搜神记》的思想动机，前引《大明一统志》卷三九《嘉兴府·陵墓·干莹墓》注语云：“莹，吴散骑常侍宝之父也。宝尝著《无鬼论》，莹卒，以幸婢殉。后十年妻死合葬，婢犹存。宝始悟幽冥之理，撰《搜神记》三十卷。”称“吴散骑常侍宝”，盖缘干莹仕吴而涉误，干宝撰《搜神记》的直接动因也不是因父婢而起，这些不去管他，重要的是下文，说干宝尝著《无鬼论》。这条资料很重要，想必有本。小南一郎在其论文第一章《无鬼论》以专章论述魏晋时期的“无鬼论”思潮，认为《搜神记》正是产生在无鬼论和有鬼论论争的思想背景下，见解精辟。然据此，干宝早年也是无鬼论者，写过《无鬼论》，后来经历了由无鬼论到有鬼论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可能较长，但建武中干庆复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尽管不过是昏迷状态中由于鬼神信仰和心理暗示产生的幻觉而已，但却成了干宝转变的关捩，“感起”而“发愤”，遂撰《搜神记》“明神道之不诬”(序中语)，也就是证实有鬼论有神论的正确和无鬼论无神论的荒谬。

　　
    干宝在著作省撰《搜神记》还有这样一件证据。西晋张敏曾撰《神女传》，干宝采人《搜神记》。《太平御览》卷七二八引有《智琼传》这样一节文字：

　　
     弦超为神女所降，论者以为神仙，或以为鬼魅，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宝以《周易》筮之，遇《颐》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曰：“《颐》贞吉，正以养身，雷动山下，气性唯新。变而之《益》，延寿永年，乘龙衔风，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这篇《智琼传》作者不详，但应当是抄自《搜神记》，而这节文字应当是干宝在篇末所系论赞，大约原文为“著作郎干宝曰”云云。魏时弦超自称遇神女成公智琼，沸沸扬扬，腾在人口，尚书郎、领秘书监张敏作《神女传》，其事更传。当时人们或不信智琼为仙，干宝于是筮之，而郭璞作解，干宝将此事系于篇末，明其为仙人。这里干宝的署衔是著作郎，可见干宝在《搜神记》中记此事是在著作任，所云同寮郎，指著作省诸佐郎，而郭璞时为佐著作郎，据《晋书·郭璞传》这是太兴元年的事情，不久郭璞便迁调尚书郎了。

　　
    干宝任著作郎历时十年，这期间除撰《晋纪》，同时也搜集记录《搜神记》的资料。《搜神记》不会很快成书，依据古小说集的一般写作规律，大都是随时而记，积久成编的。干宝写《搜神记》曾遇到缺乏纸笔的困难，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引有这样一条材料：

　　
    干宝表曰：“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自一贯，博访知古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又乏纸笔，或书故纸。”诏答云：“今赐纸二百枚。”

　　
    此表非《搜神记》成书后的进书表，而是上于皇帝的请纸表[72]。六朝时期纸笔昂贵，而写书又颇费纸笔。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引《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这是对抄书用笔的限量，每支笔不得少于一万字，可见笔是贵重之物。既贵则贫家无力购置，梁陈时郑灼精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73]。写书用纸尤费，所以当时常有皇帝赐纸之事。晋王嘉《拾遗记》卷九载，张华造《博物志》，武帝赐麟角笔、侧理纸万番(张)。而裴启《语林》载，王羲之为会稽令，谢安向他乞纸，王羲之将库存纸九万枚悉数尽与之[74]，则是向公家讨便宜了。干宝虽为著作郎，但奉禄不足养家，所以有后来求补山阴令之事，无力购买写书用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撰《晋纪》是奉诏修国史，可以用著作省官用纸张。但《搜神记》乃私人著述，就不好用公家纸张了。实际上当时朝廷对官用纸张有严格控制，虞预为著作郎曾上表请秘府纸，表云：“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75]便是证明。而《晋书》卷八二《王隐传》载，王隐撰《晋书》，受虞预排挤，“默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王隐去官后，立即出现了无纸写书的困难，也足见公用纸张之不能私用。干宝上表专为写《搜神记》而请纸，表明他对《搜神记》的重视，皇帝批准给纸二百枚(张)，数量不少，也说明皇帝的支持态度。干宝上表之时，估计《搜神记》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所以才有纸张之乏，其时大约在明帝朝(32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