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久乱思定，当其时，孙叔敖出任令尹。从《史记》的记载看，孙叔敖在任期间展现了杰出的执政才能。司马迁对他的记述，概括起来就一个字：“顺”。

　　楚国山地众多，林木资源非常丰富，这是富国富民的自然优势。秋冬两季干燥，孙叔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到了春夏季节，降雨增加，滚滚河水流出山谷，便借机将木材运出。顺应季节特点，“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当时楚国的钱币叫“蚁鼻钱”，轻巧灵便，庄王却认为这种钱太轻，下令改小币为大币。这个政令很“别扭”：“蚁鼻钱”通行多年，人们用得十分顺手，突然更换货币，引发巨大的交易混乱，价钱没法定，债务没法算，生意没法做。两三个月后，混乱有增无减，很多商人干脆关门歇业，市场变得非常萧条。这是楚国“一把手”的失误，谁出来说话，必然伤及庄王自尊，但如果没人喊停，继续勉强执行新币制，很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这时孙叔敖站了出来，提出立即恢复旧币制。年轻的庄王大度地收起自尊，同意了这个建议，“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但庄王认为矮车设计不合理，不能充分发挥马的力量，因此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闾巷加高门限。乘车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限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有了改币制的教训，这次庄王接受了建议，不再动用强制命令解决问题。门限的小小变化，果然带来了预期的社会效果，人们陆续改用高车，过了半年，谁再坐矮车，会被看成“土老帽儿”。

　　《史记》所记载的孙叔敖事迹，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在当时的影响，很可能超过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些事都体现了孙叔敖的施政特色：讲究一个“顺”字，“顺”就是求真务实，就是顺应事理，就是顺势而为，所有事情顺着劲儿来，不折腾。

　　听翟鸿遷教授讲课，有句话说得很是在理：人关键看在啥位置。一尊佛像，雕刻得再好，放在庙门后面也没人理，往台子上一放，雕刻得再不好，大家都拜。孙叔敖素有声望，又做了令尹，国人瞩目，他不折腾，大家也就都不折腾，如司马迁所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身边的人仿效他，这些人再影响更多的人，所以孙叔敖凡事讲“顺”，整个楚国也就“顺了”。

　　司马迁记述道，“（孙叔敖）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不经意间，他就理顺了楚国的行政体系。于是司马迁感慨道，奉公尽职顺应事理，“亦可以为治”，何必非要严刑峻法、威严十足？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孙叔敖对于令尹的职务，看得也非常开。让他为令尹，他毫不沾沾自喜，被免职也没有一丝懊悔。因为他认为，当上令尹，是因为自己有足够的才智和实力；离开相位，那也不是自己有过错。这个人的一生，似乎都在追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境界，都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般潇洒。顺便联想一下，春秋中期的政治家孙叔敖，对于后来的楚国哲人老子，或许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孙叔敖的人生哲学，大概来自于他丰富的水利实践。治水必须根据地理条件因势利导，不可强求，容不得任何主观臆想，顺势而为才能无往不利。在治水中感悟的道理、养成的思维模式，或许正是他成为杰出政治家的重要条件。而作为政治家，孙叔敖治理楚国的最大贡献，也在于兴修诸多大型水利工程。

　　兴修水利奠定霸业根基

　　楚国是个山地广阔、河流纵横的大国，不少地方低洼易涝，又有不少地方需要灌溉，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庄王三年，楚国就曾遭遇一次大灾，大饥荒波及全国，原来被楚征服的庸国（今湖北竹山县西南）率领群蛮、百濮等周边民族乘机反叛。当时楚国形势十分紧张，有人甚至提议迁都避祸。庄王果断决定出兵平叛，他“振廪同食”，把仓库底儿都倒腾出来，自己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战争之初，楚军失利，庄王使出骄兵之计，麻痹庸人，才最终慑服群蛮、灭掉庸国。这次战事，楚国经受住考验，稳定了“后院”，但水旱灾害不除，楚国永远潜藏着隐患。

　　大约就在庄王三年的大灾荒之后，孙叔敖在期思兴建期思陂。这项水利工程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有渠有陂，引水入渠，由渠入陂，开陂灌田，形成了一个“长藤结瓜”式的灌溉体系，旱能灌溉涝能排，大大改善了期思一带的农业生产条件，很大程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每年粮食产量都很稳定，后来号称“百里不求天”。正是这一水利工程效果卓著，孙叔敖才赢得了广泛的声望，《淮南子》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

　　出任令尹后，孙叔敖的重要使命，就是推动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有文献记载，如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丰塘（位于安徽寿县，古称芍陂），就是当时孙叔敖主持兴修的。

　　据介绍，当时寿县一带是楚国的北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处于大别山北麓余脉，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形成涝灾；雨少时又常常出现旱灾。孙叔敖根据这里的地形特点，组织十万人修建工程，在洼地开挖大塘，将三面山地的溪流汇集其中。这个水塘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不仅天旱有水灌田，而且还可避免水多洪涝成灾。这个水利工程设计合理，规模巨大，《水经·肥水注》记载，“芍陂周一百二十里许”，如此大的水塘，所能灌溉的田地面积也很惊人，史称“灌田万顷”。芍陂的兴建，使寿县一带成为楚国北疆的重要粮仓，为楚国用兵中原提供了有利条件。

　　后来，楚国郢都被秦国攻占，楚考烈王把都城迁到这里，其中固然有军事上的考虑，更是由于芍陂使这里具有了重要的经济地位。经过历代的整治，芍陂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后汉书·王景传》说，“（庐江）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东晋时因灌区连年丰收，遂改名为“安丰塘”。如今，安丰塘仍是淠史杭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灌溉面积有60余万亩，兼具防洪、除涝、灌溉、水产、航运等综合效应。为了纪念孙叔敖的功绩，安丰塘北自古就修建有孙叔敖祠，北宋时，王安石来此游览，写下“楚相祠堂仍好在”的诗句，经历代整修，时至今日，该祠“仍好在”。

　　孙叔敖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不止芍陂。《史记集解》说，“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后人称之为云梦通渠（亦称楚渠），该渠不仅沟通江汉之间航运，且可灌溉两岸农田，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另外，《七国考·楚食货》记载，“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按照这样的记载，楚国南方的沮漳水流域，北方的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绎史·孙叔敖碑》说：“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可见，在孙叔敖的倡导和努力下，楚国各地普遍修筑水利工程，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楚庄王给孙叔敖一个机会，孙叔敖还庄王一个惊喜。孙叔敖勤于职守，“日夜不息”，所兴建水利工程既消除了农业隐患，又大幅提高了综合国力，所有这些，无疑为楚庄王争霸中原、楚国走向巅峰奠定了物质基础。对于孙叔敖与楚庄王霸业的关系，古人早有确评，《吕氏春秋》说，“（孙叔敖）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淮南子》则说，“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

　　有专家指出，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水利工程，比引漳十二渠早200年左右，比都江堰、郑国渠早300多年，对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楚国迈向鼎盛的过程中，孙叔敖还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公元前597年，城濮之战后35年，孙叔敖出任令尹后约八年，楚国积聚了足够的能量，再度北上与晋国争锋，双方在今郑州西北的？地爆发了一场大战。这一次，楚国人做对了所有的事情，而晋国人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胜负之势倒转。失败的晋国丧失长达数十年的霸主地位，获胜的楚国则称雄中原，号令诸侯，为天下之霸主。当时，负责训练楚军，并在？之战中肩负统帅职责的，就是孙叔敖。

　　期思虽然是个小镇，但镇上的路名却别有特色，“蒋城大道”、“楚相大道”、“孙叔敖路”等都颇有气派，这些路名，是小镇对悠久历史的怀念。图为与期思镇政府，也就是孙叔敖庙故地相对的孙叔敖路。【原标题：‘史上第一清官’系列”之二　奉职循理主政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