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名瓷，汝窑为魁。
    
    汝瓷，盛名于北宋，是当时的宫廷御用瓷器，有“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辰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美誉。因其天青釉色窑变复杂，最难烧制，所以成品极少，自古被世人传为极品，视如拱璧，现存于世的仅60余件。民间谚语“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片”说的便是汝瓷的稀世和名贵。
    
    然而，世事变迁，当宫廷内乱，战火肆虐，汝瓷窑毁瓷碎，那昙花一现的美艳，随着赵家王朝的消逝而香消玉殒，只剩那不可言喻的美在世间流传，还有那一抹静谧的“天青”横绝千古。为使这抹天青釉色再现于世，宋后历代呕心沥血，仿烧不断，但终因不得其秘诀而未能成功。在世人“造天青釉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中，汝瓷，恍如亦真亦幻的神秘传说，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烟云中，让世人难以触摸。
    
    1987年4月，在河南汝州一个寻常巷陌的寻常屋檐下，汝瓷天青釉的生产工艺被一个寻常百姓破解了，断代800多年的汝瓷得以再现于世。
    
    这个让一代瑰宝汝瓷天青釉重见天日的寻常百姓，叫朱文立。
　  
    朱文立的汝瓷探寻之路，始于1976年，距今已近40年。数十年间，朱文立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省优秀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从一个国有企业的临时工变为中国汝瓷技艺的破解者、国家级的汝瓷传承人。回望漫漫探寻路，痛苦有之，喜悦有之，泪水有之，血汗亦有之……

    始：  临时工踏上汝瓷文明的探寻路
    
    1946年，朱文立出生于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身体残疾，十多岁时，他便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活，割草、放牛使其养成了心无旁骛、埋头苦干的习惯。朱文立靠叔父供养读完高中，成绩优异，但对化学尤其偏爱，这为其以后研究汝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75年，朱文立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临汝县（今汝州市）汝瓷二厂当了一名临时工。
    
    “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中，汝窑为魁，且为宫廷御用瓷器，可见其辉煌。我被分配到汝瓷厂时，尽管只是个临时工，但依然梦想着有一天，能为恢复汝瓷的辉煌贡献自己的力量。”朱文立说。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8年，被视为文化人的朱文立成为了汝瓷实验组的一名成员，这为其实现梦想搭建了一座平台。次年，朱文立和厂里几十名技术员被派到浙江龙泉瓷厂学习研制豆绿釉。
    
    在龙泉瓷厂的陈列室里有一个青瓷挂盘，上面写着“柴汝官定今何在，独有龙泉一枝花”，偶然看到这句话的朱文立，悲从中来。彼时，虽已试验出了豆绿釉，但成功率极低，尚不能批量生产。恢复汝瓷，让瑰宝重见天日，仍是很多陶瓷艺人所追寻的梦想。之后，朱文立暗暗憋了一口气，埋头开始研制豆绿釉。三个月后，豆绿釉的新配方被研制成功，从此豆绿釉由少量试产进入批量生产的新阶段。
    
    成功研制豆绿釉，本该风光回厂的朱文立，却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厂里个别人视朱文立为临时工，强行要回豆绿釉的配方据为己有，并诬陷其在外期间不好好学习，操纵厂方拒绝朱文立回厂学习长达八个月，这是朱文立汝瓷探寻路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当厂方弄清事实，允许朱文立回厂时，他一度悲愤难抑，泪洒街头。
    
    1980年，朱文立将豆绿釉的研制过程写成了论文《汝瓷豆绿釉》，发表在了杂志《瓷器》上，并得到了当时的轻工部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国桢的重视。1982年4月，第一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召开，这是建国以来陶瓷学术界首次召开的大规模陶瓷学术讨论会。彼时仍是临时工的朱文立，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宣读了自己的两篇论文。
    
    同年10月，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召开，国内外100多名陶瓷专家云集上海，会议将邀请函直接发到了朱文立手中。当他兴冲冲地向领导汇报时，一盆冷水迎面泼来：“愿去你就去，不过你今天去今天就开除你，明天去明天开除你。”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参加国际会议，别说汝州了，当时在河南都少有。”不甘心的朱文立狠下一条心，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带着妻子准备的些微干粮，立刻奔赴上海参加会议。学术交流很成功，但收获颇丰走在回家路上的朱文立心里却是七上八下。还能回厂里工作吗？如果被开除，要怎么继续研究汝瓷呢？想到这些，铁打的汉子朱文立再次悲从中来，泪水横流。
   
    “我一生中遇到很多挫折，每一步都是举步维艰。”朱文立说，他的临时工身份多年未变；1996年，曾被有关领导从博物馆调去看大门，也就是震惊全国的“专家看大门”事件；还曾因为反映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被破坏的问题，而遭到别人的报复，被打得遍体鳞伤……

    研：  调制配方328个，烧窑1500多次，失传800年的天青釉重现人间
    
    1982年，朱文立参加首届国际古陶瓷研讨会时，遇到了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先生和李国桢教授。他们告诉朱文立：“你现在研究的不是汝瓷，而是临汝瓷。真正的汝瓷是故宫博物院摆放的17件天青釉。”临汝瓷，即民窑生产的瓷器，朱文立之前研制成功的豆绿釉、天蓝釉、月白釉、葱绿釉均属临汝瓷。
   
    “冯先铭先生告诉我，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到仿制天青釉汝官瓷的技术重回人间。”朱文立说，当时，冯先铭先生对成功研究出“天蓝釉”的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借助汝州的天时地利揭开天青釉工艺的神秘面纱。
    
    1984年，为了使汝瓷天青釉再现于世，轻工部、河南省科委下达了以轻工研究所为龙头，以汝瓷一厂为基地联合攻克天青釉的通知，并规定在3-5个月内完成任务。时任汝瓷一厂技术副厂长的朱文立，带着老专家们的期望和攻克天青釉的通知，踏上了研制汝官瓷的漫长之路。
   
    “那个时候研究汝官瓷非常困难，因为没有标本。后来故宫博物院破例让我和另外两位老师拿着传世汝官瓷，仔细观察它的质感和釉色。”抚摸着手中的稀世珍宝，感受着它的“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辰星稀”，朱文立激动的热血沸腾。
    
    天青釉是由天然矿石调配而成，回到汝州的朱文立为寻找矿石原料，踏遍深山野岭。因夏季雨水冲刷，更易找到原料，所以他常在暴雨后上山。雨后的山地热气腾腾，高温的蒸烤让朱文立多次晕倒在山沟里。“有次晒晕后，一位村民把我扶回家，用他们舍不得吃的鸡蛋给我做了碗鸡蛋茶。”回忆当初，朱文立很是感激。
    
    一边找原料，调配方，一边做试验。每次烧制，朱文立都亲自守在窑炉前，有时窑火溅到了衣服上，灼伤了皮肤，他都浑然不知，那时的朱文立俨然就是一个“瓷痴”。朱文立说，有天青釉的化学成分，只要配比合理，半年拿下这个项目应该不成问题。
    
    “但那时不论用什么原料，用什么方法烧制，都烧不了天青色。”两年过去了，科研经费已经花完，研制组也撤离了。这时的朱文立，方才体会到前人“造天青釉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
    
    之后，孤军奋战的朱文立不断琢磨：配方与传世汝官瓷完全一致，窑变也都试验过，不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夜不能寐，食不知味，正当朱文立陷入绝境时，一则传说让他的汝瓷探寻路柳暗花明。
    
    北宋年间，皇帝传旨要烧新瓷，要求釉色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两任瓷器官未烧出这种天青色均被斩首。第三任瓷器官也因失败即将被斩而焦虑万分。其7岁的女儿听说活人入窑即可烧成，便趁父亲不备跳入窑中。顿时，窑器崩裂，光怪陆离，片瓦值千金。
    
    “人跳进窑里只会剩下骨头，而骨头的成分主要是磷和钙，莫非是这两种元素烧出了天青色？”于是，朱文立拿来各种骨头，用还原火、氧化火等各种火来烧，但都没有出现他梦想中的天青色。沮丧到极点、准备放弃的朱文立，在一次偶然的烧制中发现，一根骨头上出现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天青色。这抹天青，再次让他开始了漫长的烧制过程。
    
    1987年，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苦干，调配了328个配方，经历1500多次的失败后，朱文立在汝瓷的探寻道路上已是疲惫不堪。他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窑，最后一个希望，如果不行就彻底放弃。三天两夜的坚守，打开窑门，还是绿色。“我彻底泄气了，回去睡了几天几夜。睡醒后，想着把窑里的瓷器全部拿出来。”再次打开窑门，一抹天青色透过已经熄灭的窑火闪电一样击入朱文立的眼帘，“满窑的绿色瓷器中，神秘地出现了四个天青釉。与天空对比，仿佛天光回照，手中的瓷器竟与雨后晴空的色泽一般无二。”
    
    1988年7月，朱文立研制的汝官瓷天青釉通过了轻工部和河南省科委鉴定，填补了我国“汝瓷”这项空白，使断代800多年的汝瓷天青釉再现于世。

    觅：  守在盖房工地前，寻找失踪近千年的官窑遗址
　  
    除了恢复汝瓷天青釉的生产工艺，让断代800多年的汝瓷重见天日，朱文立还发现了文庙汝官窑遗址、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并成功烧制出仿“张公巷北宋官瓷。”
　  
    据朱文立介绍，当时由于钧窑和定窑的窑址已经发现，寻找汝窑、北宋官窑遗址成为中国古陶瓷学术界奋斗的方向，历代陶瓷工作者为寻找汝窑遗址费劲心血，不少前辈为此抱憾终生。
    
    1977年，冯先铭先生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叶喆民在宝丰清凉寺捡到一片汝瓷瓷片，经过研究测试，其成分接近失传的汝官瓷。1987年河南省文化考古所赵青云第一次正式发掘宝丰清凉寺，出土了一些完整的汝窑瓷器，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宝丰清凉寺就是汝官窑遗址。但朱文立却心存疑虑：宝丰清凉寺处于丘陵地带，远离汝州州府，朝廷在此建立官窑不便管理；且清凉寺出土的瓷器成分属于汝瓷的初级发展阶段，尚未达到最高水平，御用官窑不该如此。
　  
   成功恢复天青釉生产工艺的朱文立，又马不停蹄地在汝州城内寻找起了汝官窑遗址，开始了探寻汝瓷文明的新跋涉。
　  
    寻找汝官窑遗址，朱文立用的是最笨且最有效的方法。“谁家盖房子我都去守着，好多老百姓都说我比主家还上心，从破土动工守到地基挖掘完毕。”后来，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人在探寻汝官窑遗址，慢慢的，总会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向朱文立提供线索。
    
    1992年10月，当时的文庙地区汝瓷博物馆东院修建家属楼，当地基挖至4米深的时候，发现了一堆釉料、一口荒废水井和几件瓷片，但是瓷片比较粗糙，没有达到汝官窑的水平。1999年3月，一户民居在文庙东南开始修建，当推土机推至距离地面3米多深的地方时，两堆醒目的灰青色和灰白色堆积物出现在面前。后朱文立做烧成研究后确定其为配置汝官瓷的半成品釉料，揭开了汝州文庙汝官窑遗址发掘的序幕。
　  
    每天从早到晚守在工地旁看，这样的“笨”方法，也让朱文立搜寻打捞到了北宋官窑的蛛丝马迹。2000年4月，有老百姓向朱文立提供线索，张公巷一户居民在盖房时，挖出了很多瓷片。闻讯后立即赶往现场的朱文立发现了一些匣钵。
　 
    “临汝窑的匣钵都是碗盘，而张公巷发现的匣钵，有桶式、盘式、漏斗式，我当时就判定这肯定是宋代的官办窑址，为朝廷烧制工艺品的。”朱文立将这一重大发现汇报给了省文物局。2000年底至2004年初，省考古所对张公巷先后进行了三次挖掘，出土了大量珍贵实物。
　  
    2004年5月20日，在郑州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论证会”上，来自国内外50多位古陶瓷界、考古界权威对张公巷窑址和出土的实物进行了论证，多数专家认定，张公巷就是人们寻找多年的“北宋官窑”。
　 
     而从2001年开始，朱文立在汝州城内外，在山沟村野，到处找可能的黏土、瓷石和各种釉色配方，试图恢复北宋官瓷的生产工艺。经过100多次的配方试验和300多次的试烧，朱文立再次破解了中国陶瓷史上的又一大悬案，断代800多年的张公巷北宋官瓷也重回人间。朱文立的仿张公巷北宋官瓷，釉色呈独特粉青，釉面如玉，满布百圾碎开片纹，经古陶瓷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以及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李知宴、张浦生等众专家鉴定，“几乎与真品不异”。

    传：  要把汝瓷传承好，不能把它搞烂
   
    汝州市寻常巷陌的寻常屋檐下，朱文立成立的公司“朱氏汝瓷”坐落在此。大门两侧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恍惚让人感受到瓷器官7岁女儿纵身一跃后的窑器崩裂，光怪陆离；摆在橱窗中的瓷器，在阳光的投射下，也散发出一抹抹横绝千古的静谧“天青”。
　  
   朱氏汝瓷，以朱文立姓氏命名，由其女儿、女婿打理，只有职工十几个，年产汝瓷五六千件。说是公司，但或许个人艺术工作室的说法会更加贴切。安居在公司一隅的朱文立总说，“我是个研究者，不是企业家。”因此，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汝瓷中，在相伴相随几十年的瓷土中，专心致志地研究汝瓷艺术的传统与创新。
　 
   “天青釉有三难，配方难、烧成难、变化难。”朱文立说，一般而言，按照瓷器的化学元素组成进行调配就能成功，但天青釉却违背了这一规律，“我用各种自然矿物进行反复调配，每个配方的化学组成都和古代汝官瓷一样，均未能烧成天青色”，所以配方难；烧制天青釉时，窑炉和燃料的选择非常重要，若燃料中有害气体过多，会影响它的窑变和呈色，只有把它烧成纯正的豆青色，后期冷却才有可能变成天青，所以说烧成难；而在降温过程中，成瓷的冷却速度不能过快或过慢，必须恰到好处，才能变成美丽的天青色。
　
     “这三难昭示了天青釉自宋代失传后迟迟不能恢复的原因。”朱文立说，汝瓷是我国最灿烂的陶瓷文化，有许多难解的奥秘，恢复不易，所以“要传承好，不能让它再失传了，也不能把它搞烂，否则就是对祖国陶瓷文化的不负责。”
　  
    朱文立经常告诫他的两个女儿和其他徒弟，做瓷“不图多，只图精”。虽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汝瓷，感受汝瓷的美丽，但在朱文立看来，只有在保持汝瓷本真性和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创新，提高产量，才能让汝瓷技艺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发展，也才能让人们感受到汝瓷真正的美。
 
    结 语：
    
    从800多年前的北宋到今天，代表中国陶瓷文明最高水平的汝瓷天青釉，在历史的烟云中时隐时现，有多少为之奋斗一生的陶瓷艺人，在探寻天青釉奥秘的道路上，青春年华悄然逝去。朱文立是幸运的，毕竟时至今日，一窑百件瓷器中，天青釉的成品仍然不多；但他的成功又是必然的，1982年至1987年5年间，朱文立找釉料行程约5000多公里，从山上背下釉料石块约15吨，调制配方328个，烧窑1500多次，砸碎的残瓷片约5吨，数字的背后是其耗费的心血、凝聚的执着精神和智力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