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谁感动我们”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评奖中，一篇题为《嫩肩》的作品引起了评委的极大兴趣。评委会专家认为，《嫩肩》不仅有很好的思想性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将探寻的笔触伸到校园，伸到贫困大学群体，刻画了一个贫困大学生自立、自强的光辉形象，引人思索、给人启迪，催人奋进。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引领着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种思潮——作家应如何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如何用感性的笔触写出理性的作品？在《嫩肩》荣获“是谁感动我们”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奖后，本报记者走访了该报告文学作者郭文杰。

　　记者：在报告文学《嫩肩》中，你写了大学生李正立的家庭屡遭不幸的过程和生活窘况所带来的种种苦难，但写的更多的是他的那种自强自立的精神，你的创作意图是否是要传达一种倡导大学生自立自强的理念？

　　郭文杰：是的。作为一个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作家，我所面对的大都是世界观尚未形成的学生，在他们当中有许多是贫困生。《嫩肩》中的主人公李正立就是其中的代表。贫困是事实，也是当下难以解决的难题之一，只写贫困，唤起社会同情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去面对困难、战胜困难。人来到世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这种困难理所当然地被人同情，被人怜悯，这似乎成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在我看来可悲的不是贫困而是缺少一种骨气、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嫩肩》中的主人公李正立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正视现实、立志图强。正视就是一种自信、立志就是一种骨气，李正立在父亲病逝、母亲因精神分裂症失踪、奶奶年老多病、弟弟面临辍学、妹妹被奸杀等接踵而来的打击面前拒绝同情，远离怜悯，凭着一副“嫩肩”担起家庭和学习的重任，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超越了艰难，为其他贫困大学生做出了榜样。在创作中我没有过多地去写他的苦难，而是把重点放在他克服困难上。多年来我的体会是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爱心、要敢于去关注弱势群体，但更要有理性，这里所说的理性即用感性的笔触写出理性的作品。

　　记者：《嫩肩》发表、结集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在校园中反映尤为强烈，你认为这是主人公的经历所产生的共鸣，还是你的作品所产生的震撼？

　　郭文杰：我觉得是双面的，只有典型事例没有艺术表现功力是不能构成作品的。作品，我们之所以称它为作品，仅靠事例堆砌那只能是事例，甚至连公文中的材料都称不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它要求准确地揭示事物本质的真实，还要求作家把真实的典型事例、能引起人们阅读兴趣的事例提升到艺术层面，用艺术的手法去表现真实，用真实的事例去感动读者。2004年《文艺报》发表一篇题为《报告文学：真实性和艺术性不可或缺》的文章，我觉得讲得很好。至于是主人公的事例感动读者还是作家品感动读者，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创作中应该怎样去挖掘那些属于作家的东西，写出人性人情的一种新的深度，去为人们的生活和心灵诉求开拓新的空间。比如《嫩肩》中的李正立经历着种种不幸后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共性的，之所以说它是共性的，是因为人在世间都有痛苦或曾经痛苦过，只不过是痛苦的方式不同。文学作为社会情绪的表达，作为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的载体，必须去发现人的精神力量。在无数次的采访中，我发现了主人公身上有一种铮铮骨气，作为尚未成年的学生他默默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重压，痛苦是真实的，而他的意志却是坚强的，所以我在表现他的痛苦过程中也写了他的欢乐，他的快乐取决于他的智慧，这就是他被人尊重基本原因，如果只有苦难，一咏三叹，其精神必然颓废。

　　记者：近年来，你先后创作出版了散文集《杜鹃情》，纪实文学《刘少奇中原抗战纪实》，长篇小说《学生恋爱报告》，文学创作论文《与大学生谈“写”》等文学作品集，这些作品中无一涉及到你个人的经历，记得你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课时谈到作家是社会的作家而非是个人的作家，作家的写作要跳出个人的圈子，其作品也不应是个人经历的喟叹。你认为作家应怎样去关注社会？

　　郭文杰：作家因为不能很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而被读者远离的现象已经存在。方伟先生曾谈到，在人们沸沸扬扬讨论文学的“边缘化”是否可以逆转的时候，很可能忽视了一个甚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对文学特定的精神价值漠视和对文学美的追索的缺失，是直接导致当今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的衰落原因。为什么出现文学社会地位的减弱，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远离了火热的现实生活，作家要关注社会现实就必须了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社会变革、转型要有全面的了解，还有我们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作为我个人写作而言，是一种业余写作，因为我生活在师生中间，整天面对着他们，了解他们的喜闻哀乐。此外，我们不反对那些个人生活经历写作的作品，但更应提倡为人民而写作。曾祥书【原标题：用感性的笔触写出理性的作品——访作家郭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