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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记录!
刘建军和他的“釉变”钧瓷
2013/7/18 11:04:49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他的陶瓷，庞杂而至简，婉约而至定，传统而时尚。
他36年前烧出中国钧瓷的巅峰之作《寒鸦归林》挂盘（与人合作），22年前荣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他创烧的钧瓷《道玄钵》，被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他，就是刘家钧窑掌门人刘建军。
它化而自化
一件钧瓷，能让内行、外行都去怜去爱，自然就是一件好的钧瓷。受到耿宝昌先生称赞，刘建军自有不凡的学艺历程和天赋。
1952年刘建军出生在神的钧瓷世家。“父亲刘振海是禹县（现禹州市）钧瓷二厂技术副厂长，七级工，拿64.25元的工资，在厂里领的是最高工资。”刘建军说：“那时我们兄妹5人，一家7口，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床底下都是人，晚上解手，都是迈过这个，还有那个。”
刘建军从小就喜欢到父亲的厂里去玩，看得多了，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学着用泥捏毛主席像章、用电炉烤毛主席像章。刘建军说：“1968年，刚满16岁，初中毕业，我就进了父亲所在的钧瓷二厂。”
起初，他在实验室搞高压电瓷实验。“恶补陶瓷工艺美学，最后实验成功了，烧成了高压电瓷，但还是搞不懂到底是怎样弄成的”。
1972年，禹县各大瓷厂已经开始研制、恢复钧瓷生产，刘建军渴望父亲能让他到实验室搞钧瓷的造型与釉色研究。但是，父亲却硬要他烧窑。
烧窑，苦不堪言。一窑烧下来，二三十个小时；每隔15分钟，添煤一次，可谓又脏又累又苦。
开始烧窑，刘建军创下了连烧17窑的失败记录。无奈，他只好从头学习。学习其他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刘建军迈过了烧窑这道坎儿。
这窑，一烧就是8年。直到1980年，刘建军调任二厂技术科担任副科长，负责釉面砖研究；1983年成为技术科科长。
“其实，《寒鸦归林》是1974年烧出来的。烧成后，就扔到了仓库里。直到1983年二厂要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搞展览，这才想起了那个挂盘。”刘建军说，“几个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扒出来，看来看去，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巧夺天工》。姚雪垠先生一听，就笑了：‘太土，太没诗意了，明天我给它起个名字’。第二天，姚先生送来一首诗：‘出窑一幅元人画，落叶寒林返暮鸦。晚霭微茫潭影静，残阳一抹淡流霞。’这才有了《寒鸦归林》。”
“《寒鸦归林》，那是碰的，根本不知道是如何烧出来的。它的扬名也与时代密不可分。”刘建军说。
1984年底，刘建军升任钧瓷二厂技术副厂长；1991年5月，调任钧瓷一厂厂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刘建军辞职并于次年与弟弟刘志军共创“建军钧窑”；2005年，“建军钧窑”更名为“刘家钧窑”。
刘建军陶艺生涯40多年，陶瓷艺术成就卓尔不群，却也两次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擦肩而过。1988年，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钧瓷界推选的是钧瓷一厂时任厂长的刘国安、钧瓷二厂时任技术副厂长的刘建军。但是，评选制度要求担任领导职务者不得参选。于是，钧瓷二厂推荐了邢国政、钧瓷一厂推荐了刘富安。因为名额只有一个，邢国政已经退休，刘富安当选为钧瓷界的首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2006年，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刘建军与孔相卿、任星航、杨志被推举为候选人，最后孔相卿、杨志当选，刘建军再次落选。是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范文典先生事后对刘建军说：“你报送的评选作品，包括钧瓷、汝瓷、官瓷、哥瓷，评委不知如何归类，这可能是你落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烧钧、汝、官、哥，说不为了挣钱，是笑话；说完全为了挣钱，也不是实话。”刘建军说，“汝、钧、官、哥、定是宋代五大官窑，其中钧、汝、官、哥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为烧好钧瓷，我必须研究汝、官、哥，烧好汝、官、哥呀！”
3年之后，刘建军厚积薄发，“划时代”的《道玄钵》终于烧制成功。
如果没有钧、汝、官、哥四窑同烧，《道玄钵》不可能诞生。回首而望，方知天道永远酬勤：四窑同烧是一座必然要过的桥梁，不在这座桥梁上艰苦它化，就不会有《道玄钵》的悄然自化。
釉变而型变
今天，又面对一个贺岁钧瓷的新品，刘家钧窑推出的《虎福吉祥》。作品的意蕴，顾名思义即可。令人感兴趣的，倒是那奇特的“金质开片”施釉工艺。
在禹州召开的2009年中国钧瓷文化旅游节上，刘家钧窑推出的《道玄钵》使人惊艳不已：半球状的造型不足为奇，奇就奇在钧釉展现在钵的内侧，明净的天蓝色；而外围却是一种暗黄的厚釉，看起来茸茸的，摸起来涩涩的，似柔还刚。像皲裂的河床吗？像秋后的大地吗？
似是而非，承道载玄。钧瓷可以这样做吗？可以！它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这还是钧瓷吗？应该是吧！但它换上了另一件时装。
“要传承钧瓷艺术，就要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道玄钵》的制作者刘建军如是说。
同样对钧瓷过目不忘的经历，还有两次。一次，是在北京韩美林工作室。见到一些韩先生设计、监造的钧瓷作品。独特的装饰风格、硕大的形体，磅礴大气。上面厚重的钧釉像火山岩浆，好像要流动的样子；像泼彩的山水，云霞满眼。
又一次，是在海南博鳌，2003年的冬天。由荣昌钧瓷坊制作的《祥瑞瓶》作为国礼赠与各国政要。对于钧瓷来说，《祥瑞瓶》展示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汇集众多大师智慧的创意、以国礼的形式成批次亮相、申请国家专利、限量制作和一场又一场的发布会……这一切，开启了钧瓷制作营销的新时代。
应变，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也是钧瓷振兴的源泉。只有变化，才能出新；只有变化，才能传承；只有变化，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使人过目难忘。
冠以珍品名号的钧瓷太多了，但让人过目难忘的钧瓷，才是真正的珍品。
改革开放后，尽管刘富安、晋佩章、苗锡锦、孔相卿、刘建军、杨志、任星航、王金合、苗长强、晋晓瞳等，对钧瓷的向前发展都有过不凡的贡献，但是对钧瓷发展真正形成强烈冲击波的，其一无疑是韩美林的“器型之变”，其二无疑是荣昌钧瓷的“营销之变”。
“器型之变”、“营销之变”后，“釉色之变”成为时代的课题。
刘建军的“釉变”赢得一片掌声，已然给出了一个钧瓷“釉变”的方法或方向。
“釉变”之时，刘建军也在探索“器变”。至少，《虎福吉祥》上的老虎，温柔得如一朵牡丹花，《事事如意》则“勇敢”地站了起来。
在刘家钧窑，还看到一件刚刚成型、尚未烧造的《人体钧瓷》，其视觉冲击力，更是够强够猛。
尽管是《人体钧瓷》，但它却与《道玄钵》、《虎福吉祥》、《事事如意》一样，完全是“中国式陶瓷”，洋溢着强烈的东方精神，与西方陶艺不是一个语言系统。
向西方陶艺学习，以中国语言再造中国陶瓷，则是中国陶艺家必须面对并去完成的任务。
刘建军的“釉变”而“型变”，是继韩美林“器型之变”、荣昌钧瓷“营销之变”后，正在聚集而为钧瓷新的“冲击波”。
变则通。钧瓷，只有窑变是不够的，还需要“器型之变”、“营销之变”、“釉色之变”……刘建军还在路上，祈望他谦卑为钧，在《道玄钵》之后，进而在钧瓷发展史上写下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于茂世)【原标题：刘建军和他的“釉变”钧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