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锡锦

      
    苗锡锦，1930年出生于禹州市神后镇，现任苗家钧窑艺术总监，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全国古陶瓷专业委员会委员、《钧瓷志》及《钧瓷赞歌》主编，曾经参与钧瓷恢复生产的全过程。
      
    1977年冬，苗锡锦在神后镇下白峪发现唐代钧窑遗址，为“钧瓷始于唐”找到了可靠的依据；2000年，在磨街乡发现底部刻有“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字样的钧瓷残器，为“钧瓷盛于宋、发展于金”找到了实物证明；2005年，苗锡锦与山东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刘凯民合作，发现了唐花瓷同后世出现的宋元钧窑系分相乳光釉的源流和传承关系，又为“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找到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此基础上，1998年8月，由苗锡锦主编的《钧瓷志》出版发行，《钧瓷志》的出版发行石破天惊，迅速在国内陶瓷界掀起了巨大波澜，并确立了苗锡锦在钧瓷行业中的“领军”地位。当然，《钧瓷志》出版发行的背后是这位七旬老人艰辛的付出，他用实物证据和严谨科学的态度打开了探秘神钧宝瓷的大门。
      
    豆绿色的钧瓷香炉与淡蓝色的尴尬
      
    1943年冬天的那场大雪对苗锡锦来说刻骨铭心，他父亲临终前凝望着家徒四壁的小屋，用僵硬的手指着堂屋条几上那件正焚着香烟的豆绿色钧瓷香炉，然后就撒手人寰。用苗锡锦今天的话说，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使他永远记住了一种色彩：莹莹玉玉的豆绿色。那种豆绿色映衬着窗外惨白的冬雪，越发在苗锡锦幼小的心灵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在那一刻，他猛然间意识到这种绿色就是家中下一顿锅里的粮食，是小弟身上的棉衣，是日后的妻儿……
      
    有位作家说得好：“人的童年大都有一个庄严的结尾，当一件事深深震动你的心，打一个筋斗不能把他忘掉时，你的童年就结束了。”苗锡锦则说：“我的童年严格地说连同少年就是在那场雪里结束的，但钧瓷那种莹莹玉玉的豆绿色却从此在我心灵的原野里扎下了根，没成想现在它居然亭亭玉立了……”
      
    怀着对钧瓷的挚爱，1949年，19岁的苗锡锦经神后区政府介绍，顺利地走进当时刚刚组建的人民工厂（即地方国营瓷厂）。一到人民工厂，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红红黄黄的陶土、花花绿绿的颜料、震耳欲聋的马达，还有那炼石成金、奇奇妙妙的炉火，这一切都使出身贫寒的苗锡锦感到空前的充实和亢奋。在工作中，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出色地完成了每一件工作。是年秋天，他便被破格提拔为厂技术组长，并被指派到钧瓷老艺人任坚手下协助工作。任坚是钧瓷界的一代宗师，拥有渊博的陶瓷知识及丰富的经验，并且人品也极好。任坚看苗锡锦聪颖，又能吃苦，就让他帮助抄写有关材料和配制钧瓷釉料。厂里举办技术讲座，任坚就让苗锡锦坐在主席台上做记录，平时一有机会就派苗锡锦到外地陶瓷厂和陶瓷院校学习、交流。1950年，经任坚和厂党委推荐，苗锡锦被派往河南省工业干校学习，也正是这一段的进修学习为苗锡锦撰写《钧瓷志》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有了实践和理论基础，厂党委便决定让苗锡锦着手写一些有关钧瓷研烧进度和钧瓷历史文化方面的文字材料。也巧，在当时正赶上由“配釉大王”郗杰和手拉坯名匠王凤喜合作的手拉40公分《荷花盘》研烧成功；同时，钧瓷作品《双鹤瓶》又获农业部优秀产品金杯奖。因此，厂里便不断接待来自各地视察的领导和外国来宾。然而，由于资料有限，条件不完备，介绍钧瓷文化的材料就显得捉襟见肘。当时，国家轻工业部和省轻工业厅来了几位领导，听取钧瓷生产进度和研烧情况。会议接近尾声时，轻工业部的一位领导忽然说：“我们的钧瓷真是太美了，美出了我的理想，但截止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份像样的文字材料来系统地介绍我们钧瓷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这与钧瓷显赫的地位是极不相符的。同志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遗憾呀！”新西兰作家、国际和平友好协会理事路易·艾黎也当着省领导的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是举瓷之国不知瓷。”此时，作为出生于钧瓷故乡的苗锡锦从骨子里体会到了什么叫尴尬，而这种尴尬却是带颜色的，是几十年总也挥之不去的颜色。1966年，省人民政府指示禹县人民政府组织精干力量，要求3年内写出一部完整的《钧瓷史》。
       
    咬定青山的“鬼见愁”与刨“地花”精神
      
    带着这种尴尬和内疚，苗锡锦独自来到埋葬他父亲的大龙山上。山上的岩石缝里生长着一种植物，俗名“鬼见愁”，褐色的枝干，蒿草般的身躯横空悬着，虬曲的筋根从岩石缝里挤出来，严格地说是筋根把岩石挤裂了，即使这样它仍然欢欢喜喜地开着一种嫩白的花，惹得山蝶款款地飞。苗锡锦看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极端环境下的生命，以及生命在极端环境中迸发出来的勃勃生机。在那一刻，他忽然顿悟出了“鬼见愁”这个名字的真正内涵及其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咬定青山、发奋修志的“鬼见愁”精神……
      
    大龙山与牛金山之间是浅缓起伏的丘陵地貌，见不到“鬼见愁”，但却遍地生长着水波一样的连天白草。白草是一种优质的引火材料，烧制钧瓷用的引火柴就是它，白草网状嫩白的根须是一种昆虫“地花”的食物。不知道“地花”书名叫什么，但当时在孩子眼里它可是极品美味，常常嚷着大人用锄头刨“地花”。你只要看到有人在荒坡上刨挖，一准是在刨“地花”。那年秋天，山上来了一位瘦小单薄的中年人，起初几个月村人都没有太在意，渐渐地他挖掘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他在寻找残破的瓷片，那专注、锲而不舍的挖掘精神令人吃惊，他在一个遍布瓷片的坑里一挖就是一天。饿了，从坑边的草丛中拔几棵山葱，吃一些自带的干粮；累了，就顺着坑势躺一会儿。就这样，苗锡锦吃着山葱，挥着镢铲日复一日地在山上刨挖着。一个雨后的下午，苗锡锦照例来到了坑前，眼前的情景立刻拉直了他的目光，坑底东侧隐约出现了一个空洞口，苗锡锦的心律猛然加快，他意识到一个梦寐以求、魂牵梦萦的“地花”就要破土而出了。四年后的秋天，苗锡锦仍然凭借着刨“地花”精神在神后镇下白峪与磨街乡交界的地方发现了“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字样的残器。这两项考古发现用实物证明了“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说法是科学的、有依据的，也为《钧瓷志》的编纂工作标明了经纬。
      
    清灯孤影的日子
      
    事实上，早在1984年，许昌地区行署就依据省政府下发的文件精神，要求编纂《钧瓷志》，神后镇政府选择的主编就是苗锡锦，他当时就已承诺下来，并迅速组建了编辑室，从各瓷厂抽调了一些懂技术、有文化底子的人员组成编委，但经费的严重缺乏和需要大量的考证等技术问题使编纂人员都先后离去，冷清的编辑室只剩下了苗锡锦一个人。此时，他思绪万千：祖先创烧国宝钧瓷时不知耗费了多少辛苦，许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如此重要的名窑，连最起码、最简单的历史资料都没有，后人无法传承，就像国家轻工业部的那位领导说的“这是一个怎样的缺憾呀！”苗锡锦思索着，并咬牙发誓，自己一定要肩负起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并且要圆满地完成它。
      
    因为钧瓷历史久远，许多说法需要考证，仅“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考证就耗费了苗锡锦4年时间，因此，工作量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当时，由于没有打印机，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再加上无数次去外地请考古专家进行查证、审稿，还要“化缘”筹经费，一系列耗费大量心血的操劳，使苗锡锦花发脱尽。苗老为我们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才是真正的‘炼狱’，在这个‘炼狱’里我从骨子里清醒地认识到司马迁的伟大，并真正走入了他忠于历史的灵魂。”1998年8月，在市有关领导以及许多钧瓷匠师的关心和支持下，《钧瓷志》终于正式出版发行。第一版3000册和第二版6000册很快售完。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评价：“这部专业志是禹州文物志和产业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经济志陶瓷业篇的珍贵资料。”全国著名古陶瓷专家、浙江大学教授邓白说：“《钧瓷志》内容系统全面，凝聚着作者多年的心血，包括考古发掘、艺术特色、烧制经验的情况皆叙述有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河南省著名钧瓷评论家田培杰先生称：“在《钧瓷志》一书里，自始至终可以看出作者不媚上、不吹捧，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钧瓷志》人物篇中记载的也都是钧瓷匠师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谢绝了把‘关注钧瓷的人都入志’的意见。”并欣然写下了题为《客观真实 岿然独存》的长达5000多字的书评。
      
    2007年深冬，一个大雪弥漫的日子，我们坐在苗老摆满书籍的书房里，静静地聆听他的叙说，桌上用“鬼见愁”材质做成的镇纸静静地泛着光滑的亮色，《钧瓷志》米黄色的封面让人的思绪飘向岁月的深处。苗老满含忧伤深情地望着窗外翩翩起舞的落雪，我们知道他的思绪又回到了1943年的那场雪，那场雪里有他的父亲，有袅袅的香烟，还有他铭心刻骨的莹莹玉玉的豆绿色……【原标题：前无古人的为钧瓷树碑立传者——苗锡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