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垕新发现的这片窑址，出土瓷片以白地黑花瓷占绝大多数，也有钧瓷、白瓷、黑瓷等。

    具体到典型器形，有金代的天蓝红斑钧瓷盘、黑釉鸡心碗、白瓷碗，也有元代的素烧白瓷碗、黑釉小瓷盏、白釉褐彩盆、青瓷罐等，明代的主要是白地黑花罐和白地黑花点彩碗等。

    明代钧瓷断烧，一直在陶瓷界存疑。不少人认为，任何一个朝代，繁华超过一百年，各种门类的艺术都会很发达，明朝有近三百年历史，为何就不烧钧瓷了呢？有人甚至推测，是不是一些明代的钧瓷器物被错断成了元代的东西？

    这些在学界还存在争论，但无论元明之际烧不烧钧瓷，白地黑花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当时中原一带窑炉的主产品。并且，即便是元代的钧瓷，与宋钧也已不能相提并论，在质量上严重下降。白地黑花瓷器，则大行其道。

    白地黑花究竟靠什么，竟然把“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钧瓷挤出了中心舞台？

    在禹州市钧官窑址博物馆，我第一次见到白地黑花瓷器，便为这种颜色对比如此鲜明的器物所吸引。

    被吸引只是觉得它独特，并不是觉得它好看。与钧瓷相比，它表面的釉色很少，而且黑与白搭配过于凝重肃穆，与钧瓷窑变出的华美色彩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它的造型也不那么讲究，有的胎体明显薄厚不均，画工颇为随意，落笔有似蜻蜓点水。

    的确，与依靠皇家御用登上瓷器巅峰的钧瓷不同，白地黑花瓷一点也不高贵，它是河北磁州窑系的“代表作”，其器身饰黑色花纹，造型多为罐、盘、碗、碟等日用品，走的完全是廉价的民用路线。

    而且，在烧制程序上，钧瓷需要二次复烧，第一次是素烧，第二次才施釉烧，两次温度也不一样。白地黑花则完全没那么麻烦，一次烧成，流水线一般迅捷，烧得好就卖个好价，烧得不好就便宜卖，不必心头割肉一般非把次品砸碎。

    低身段，让白地黑花瓷器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深入寻常百姓家，也使磁州窑系依靠它在北方扩散，风靡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其中，又以河南产量最大。禹州资深文物专家教之忠先生甚至告诉我，在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上，也发现过中国明代的白地黑花瓷器。

    更多地了解白地黑花后，我知道，它也是有精品的，一些瓷人为了展示手艺，或者一些达官贵人特别定制的货品，也会把实用性与欣赏性很好地糅合，做出美轮美奂的货色。比如目前已知最高的磁州窑瓷器作品（高88.9厘米）——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连生贵子纹荷口瓶，其体形饱满，画工瑰丽，宛如美女亭亭玉立，相当惹人喜爱。

    装饰·白地黑花瓷器上的神秘题字

    并不是说，以钧瓷出名的神垕，所有的窑都只烧钧瓷。

    民窑说到底是靠市场生存的，老百姓喜欢用什么，就烧什么。

    元明时期，北方最流行的就是白地黑花。所以，神垕新发现的这片窑址所出土瓷片，白地黑花最多。

    其中，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明代白地黑花瓷罐比较有代表性，其器身饰黑色花纹，个别带有褐彩，内施黑釉，釉色鲜亮；肩部饰有几道粗细不一的旋纹和波浪纹，其下饰缠枝花草纹，线条粗犷厚重，黑彩繁冗，几乎占据了整个器物表面。

    仔细看，这些瓷罐的纹饰相当简单，似乎是工匠随手涂描而成，线条的粗细并不完全均匀，该对称的地方也不完全对称。

    懂瓷器的人知道，这正是磁州窑系产品的特点，风格粗犷豪放，线条简洁明快。

    引人注意的是，部分出土白地黑花瓷器的底部写有字，包括“忍”、“张”、“清”、“用”、“酒”、“福”、“风花雪月”等。

    曾就这些字的含义请教过多位陶瓷专家，其含义大致分为几类：一是工匠或户主的名字，表示产地或者归属，比如“张”；二是渲染喜庆或者祈福，比如“福”；三是社会箴言或者通俗说有点小资情调的东西，比如“忍”和“风花雪月”；四是表示用途，比如“用”、“酒”等。

    这些字，成为观照当时风俗人情的一个窗口。比如“忍”字，马未都在《百家讲坛》曾讲过，这是宋人“国民性”的一个体现，当时饱受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屡屡割地求和，可不就得“忍”嘛！当然，“忍”字不限于宋，其后亦常见于磁州窑系的瓷器。

    采访中，我意外得知，考古人员进驻之前，神垕当地人在这一带捡拾的白地黑花残器上还有不少其他字样，甚至是句子，包括“渴饮倭奴血”、“奏凯军少年兵队”和阿拉伯数字“1170”等字样。这些器物形制统一，有现在的可乐罐般粗细，比可乐罐略长一点点，似乎是带有编号、人手一个的日用品。

    由于后来的正式考古发掘中找到的白地黑花瓷片并没有清代及以后的，一些人认为这些瓷片可能是明代军队所用，但查阅资料，明代虽有抗倭史，却无“少年兵队”的记载，而这些器物是在发掘现场最浅表找到的，其年代应该更晚一些，上面又有最近100年才普及的阿拉伯数字，这些器物为抗战期间烧造的可能性很大，此外，民国时期，中国受欧美影响，确实曾在学校中推行过童子军教育，童子军教育的发源地离河南不远，就在武汉。

    烧造·或为明代为官家服务的窑场

    那么，明代神垕所烧器型都有哪些呢？从发掘成果看，基本都是碗、盘、碟、瓶等日用品，这与典籍记载也是相互印证的。

    明代《大明会典》记述：“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件，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属河南章德府）二州酒缸二百三十只；十（号）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号）瓶、坛一万一仟六百个；五（号）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十六个。嘉靖三十二年题准，通告折价，每缸一只折银二钱，瓶、坛一个折银一分。禹州缸一百六十只，瓶、坛一万八千九十个，共该银二百一十二两九钱。”

    《大明会典》为正史，此文中的钧州、禹州是一个地方，钧州在万历年间避明神宗朱翊钧改名禹州。这段资料说明，明代禹州一如宋代，是有窑场为官家服务烧造器物的，但风头已被江西景德镇抢去，所烧不是钧官窑的花盆、洗等摆设类的皇家御用高端货，而是酒缸、瓶、坛等常用品。

    结合典籍，一些研究者依据神垕的发现对明代禹州瓷业的情况作了大胆推测。从《大明会典》的记载中看，禹州为官家烧造瓷器的数量是很庞大的，但因为没有相应的窑炉出土，在哪里烧一直是谜。神垕这片窑址，可能正是当时为官家烧造瓷器的大规模窑场所在。

    禹州资深瓷人李应洲曾复烧过出戟尊等钧官瓷，也做过白地黑花瓷器的仿古，他说，与钧瓷的两次烧成不同，白地黑花是一次烧成，所以制造速度相对快，成本也略低。

    李应洲说，因为流程已成定式，并且产品是日用，并不需要太追求美感，当时匠人的制作速度是很快的，并且完全靠手上功夫就能将瓷器的款式、大小控制得不差毫厘。

    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匠人的手感虽然没有写诸文字，但如果看过今天民窑的制坯，就能大致想象古代的劳作场面，因为就制瓷的手工过程而言，虽然时光流转千百年，古今之别，不过是制坯的车盘不再靠人工拨动旋转，而靠电力。

    在神垕镇，我碰巧在一家民窑看到一名年轻人在做坯，车盘之上，以手按泥，随手法的屈仰收放，一个现代汉语字典大小的泥块五分钟之内就变成了约40厘米高的圈足细口圆肚花口瓶。

    而碗、盘类的简单器物制作速度更快，李应洲先生说，神垕有位张姓老艺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比赛，连带上釉一天能做七八百个碗，而且一摞20个，重量相差不超过一两。他还见过神垕国营瓷厂的老师傅制作同属磁州窑系的红绿彩碗，做法与白地黑花相差不大，老师傅手里夹两支笔，一支蘸红彩一支蘸绿彩，一朵菊花128笔不到1分钟就能完成，运笔如飞，一天能画好几百只大碗。

    白地黑花的繁盛时期，瓷器作坊的劳碌场景应也大体如此。但瓷器也是追求时尚的，神垕的白地黑花延续烧至民国时期，其间，最受垂青的日用瓷器变成了红绿彩。

    今天，白地黑花已经零落，生活中很难见到。在神垕镇新发现的窑址群西南不远，一条已拆迁了一半的小街聚集了几家瓷器店，一家门口的地上，一个约40厘米高的白地黑花橄榄瓶孤零零立着，我蹲下来看，店主热情地迎上来，报价一百四十元，话落又露怯，说实要了一百。

    我说不要，只是想知道白地黑花还有没有碗、盘之类，能日常用的，她随即冷淡，摇摇头：“这个现在是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