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喜铺村晁错祠堂外的晁错碑
 

  “晁错：争议中的冤臣”系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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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PREFACE

  活活气死当朝丞相

  坚韧过了头就是傲慢，自信过了头就是自负。

  晁错这个人，有能力，有思想，有毅力，汉文帝安排他给太子当老师很合适，但他是个优秀老师却不是优秀的政治家。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晁错担任内史。内史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晁错依然延续当太子老师时的作风，不断上疏，“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晁错不停地提意见，汉景帝不停地准奏，任由晁错推行改革。

  时间一长，朝廷权贵都非常讨厌晁错，想办法惩罚他。但晁错不是贾谊，他不是那种息事宁人、自己受委屈也要顾全大局的人，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朝丞相申屠嘉给活活气死了。

  晁错上任后，发现内史府的大门是朝东开的，进出很不方便，就让人在南边开了一个门。内史府的南边是太上皇（刘邦父亲)的庙，把庙墙给打了一个洞，丞相申屠嘉听说后勃然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晁错得知消息，连夜进宫找汉景帝求援。

  第二天上朝时，申屠嘉奏请诛杀晁错。汉景帝打圆场说，这个事朕清楚，晁错开的那个门只破坏了外墙，算不了多大的事，够不上追究法律责任。最后，汉景帝还补充了一句，说这事是我让晁错做的。申屠嘉气得无话可说，回到家就吐血而死。

  申屠嘉早年跟着刘邦打天下，为官廉洁，《史记》评价他“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就是在家里从不接待客人。甚至他的老朋友袁盎来找他，申屠嘉说，如果是公事明天到我官署谈，如果是私事，对不起，丞相无私事。

  申屠嘉这样有名望的丞相被晁错活活气死，可见晁错的行事作风。

  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两代，一直以道家思想治天下，所谓“萧规曹随”，与民休息。朝廷的大臣大多信奉清净无为的教条，“一动不如一静”，高皇帝定下的规章制度基本不需要修改。而且当时的大臣不是功勋，就是权贵，讲究的是资历，像贾谊、晁错这样的后辈凭借一张伶牙俐齿的嘴巴、两行高头文章就青云直上，很受排挤。

  晁错这个人有很强的使命感，从他上疏的内容就可以看出，他很想改造这个世界，何况这个国家内忧外患，不改革不行，既然自己有能力又深得皇帝的信任，就拼命地想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国家。

  但晁错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王朝官僚看来，简直就是恃宠傲慢、飞扬跋扈。仗着皇帝撑腰，竟然把丞相活活气死，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讨厌晁错的，都认为他是个“搅屎棍儿”。

  而且晁错得罪的那些人，几乎都不是坏人，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里，这些人都是很有威望、有能力的官员。

  比如廷尉张欧，判案非常认真，任何一份判决文书都是看了再看、审了再审，实在挑不出毛病了，才决定判处死刑。张欧还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甚至一边流泪，一边宣读，最后还弄来酒肉为犯人送行。

  晁错得罪的人中，还有一个是袁盎。袁盎和晁错的矛盾到了什么地步？凡是袁盎参加的活动，晁错肯定不去，凡是晁错到场的聚会，袁盎铁定不来，“两人未尝同堂语”。

  但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把晁错和袁盎放在一个传里。两个生死对头放在一块，其微妙关系只能由后人自己琢磨了。毕竟晁错之死，袁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促使袁盎提出诛杀晁错的，是晁错的削藩主张。

  力主削藩遭到群臣反对

  削藩，并不是晁错的发明，汉文帝时，贾谊就上《治安策》，提出削藩。

  汉高祖刘邦开创了西汉后，早期曾分封韩信、英布等一些功臣为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刘邦觉得异姓封王不太可靠，就刑白马与天下盟誓“非刘不王，非功不侯”，开始大规模分封刘氏宗亲为藩王。到了汉景帝年间，国内诸侯的势力已经呈现尾大不掉的势头。

  朝廷内的一些有志之士开始提出加强中央权力的削藩主张，其中贾谊的《治安策》最为有名：“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但汉文帝考虑当时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实力，就没有采纳削藩的建议。到了汉景帝时期，晁错深得皇帝信赖，就再次提出削藩的建议。

  晁错气死申屠嘉后，汉景帝任命陶青为丞相，提拔晁错为御史大夫。西汉初，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位极人臣。晁错刚一上任，就提出削藩建议，以为没什么阻力——老丞相都被我气死了，谁还敢作对？没想到招来朝廷大臣的集体反对。

  陶青、张欧、窦婴、袁盎等都对削藩投反对票。连在颍川的晁父都千里迢迢跑到长安，质问儿子：“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者，何也？”晁错说，我只想着“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父叹息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见无法劝阻儿子，晁父服毒自杀。

  从大义上讲，晁错一心为国，忠孝难全，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反过来想想，难道整个朝廷只有晁错一个人在一心为国吗？肯定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把身边的同僚都得罪光了，这本身就是不成熟的表现；提出的方案，同僚都反对，那这个方案多多少少都是有问题的。

  但晁错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而是自负地认为：你看我多么一心为国，多么大公无私，既然我是忠臣，那反对我的就是奸臣，就是一心为私。

  清代康熙皇帝在和臣下讨论削三藩时，不少大臣反对削藩，那是因为他们都收了吴三桂等藩王的贿赂。汉景帝的大臣们反对削藩，倒不是收了藩王的贿赂，而是其中绝大部分人是老子的信徒，讲究无为，既然分封是汉高祖的规定，那就没有更改的必要，但晁错不这么认为：我的削藩策这么好，袁盎竟然反对，他肯定是收了藩王的贿赂。

  袁盎确实当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但那是中央政府派过去的，而且袁盎一开始还不愿意去。晁错不考虑这些，他是御史大夫，有司法权，让人下了个判决，说袁盎收受吴王的财物，最后让汉景帝下了个诏书，把袁盎贬为庶人。

  晁错的这个做法，实在太没意思了。

  晁错走上政治舞台后的种种表现，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要操作削藩这一天翻地覆的政策，能做好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苏轼在《晁错论》中评价的那样：“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削藩这么大的事，晁错连自己的同事都无法团结，他的下场注定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