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曲艺大家庭里，有一种以商丘为中心命名的曲艺——东路坠子。一度，东路坠子的辉煌，曾盖过它的母系——河南坠子。

    “坠子文状元”张大贵、“活张飞”张志坤、“坠子武状元”刘世红，还有坠子“四大名旦”、“四大家族”、“四大名将”……曾经，我市的坠子艺人明星荟萃、享誉周边。
现在，曾经为我市带来辉煌和荣耀的东路坠子，也像其他曲艺品种一样，需要挖掘和保护。

    犹如仙人， 清末来商

    坠子曾是我市影响最大的曲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曲艺最盛行之时，坠子的影响也一直排在豫东琴书和豫东大鼓之前，是名副其实的我市第一曲种。1988年，我市文化部门曾对全市的曲种及曲艺艺人进行调查，当时，我市共调查了曲艺艺人972人，其中，坠子艺人达到508人，占到51.2%。
在全国曲艺百花园中，有一个重要的曲种，叫河南坠子。我市的坠子属于河南坠子的一个流派，称东路坠子，因为唱功扎实，名家辈出，东路坠子的影响曾一度超过河南坠子。

    据《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记载：河南坠子因其主要的伴奏乐器坠子而得名。一说由莺歌柳书和道情书的结合而形成，产生于1900年前后。一说脱胎于三弦书，后与道情结合，清道光年间已经出现。也有人认为，莺歌柳书即是三弦书的一支，因此，几种说法均可成立。

    河南坠子什么时候传到商丘，河南曲艺史上没有记载。从诸多曲艺艺人的口中总结的情况看，大概在清光绪年间传到我市。

    据永城《曲艺志》记载，河南坠子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永城乔破楼村人乔茂先传入永城县城内。先在永城县城西部地区活动。据乔茂先的女儿乔德侠说，她父亲初演唱时，自己踩打脚梆，自拉自唱。后来发展为一拉一唱，即伴奏者踩打脚梆拉弦，演唱者执简板、敲书鼓，边打边唱。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永城龙岗魏庄的吕岳山（艺名立山）怀抱着鼓，手持简板，坠子伴奏演唱，称为鼓坠。

    据虞城县老艺人张志清和胡德胜介绍，虞城县郑集金胡庄的艺人胡明善，约出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十七八岁时学唱道情，二十五六岁学唱鼓坠。1904年出生的虞城县坠子老艺人邢湘云说：“我十几岁时，听了鹿邑县刘老亭的坠子书后，才下决心由道情学唱坠子的。”

    1879年出生的民权县艺人李明贵，1910年前后常在开封相国寺演唱道情，他看到坠子很受欢迎，就学唱坠子，后在睢县、民权、杞县一带很有名气。

    睢县的马至川1864年跟鹿邑县的景明生学唱坠子。在我市的农村，至今，还有把坠子称为道情的。

    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说明，坠子传入我市的大概时间及坠子是由道情演变而来的这一发展过程。

    入“商”随俗，茁壮骄人

    民国时期，我市的河南坠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演出阵容，并形成以商丘为中心的河南坠子流派，因对河南坠子的贡献卓著，后来独将商丘一带河南坠子命名为东路坠子。一批在曲艺历史造诣深、影响大、名声响的高人相继出现，将东路坠子推向曲艺艺术的巅峰。
当时商丘县的张志坤，被誉为“活张飞”、“翁倒山”，曾在济南同著名曲艺艺人谢大玉同棚演出，在天津与乔清秀、徐二玉多次接触，学到不少演技和曲目，他演唱讲究，有名人风度，拥有很多“粉丝”。

    著名“坠子文状元”张大贵，是张志坤的女儿。张大贵在演唱中，吸收了梨花大鼓、京韵大鼓的一些韵味及其他艺术的唱功特点，演唱细腻，缠绵抒情，催人泪下，观众说“南会到北会，要听还是张大贵”。张大贵被称为“坠子文状元”。1963年4月，在全国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上，中国曲协主席陶钝曾称赞张大贵是河南坠子“豫东流派的代表人物”。

    当时还有一位与张大贵齐名的坠子艺人，被称为“坠子武状元”，名字叫刘世红。因其长得白，还有“白妮”之称。刘世红善于钻研，对其他流派敢于吸收利用，她不仅引进民歌小调，还引进豫剧、越调、曲剧、柳琴等剧种的唱腔，有时候甚至运用黑头唱腔，声震曲棚，令人振奋，于是被送绰号“坠子武状元”。刘世红还有另一个绰号，叫“绿钢皮”，这是因为她演出时常穿一身绿旗袍，演唱火暴，口快如刀，似一个绿色的火车厢，故送此绰号。也有一句话形容当时人们对刘世红的喜爱程度，叫“东集到西集，谁不知道绿钢皮”。

    当时，还有“四大名旦”、“四大家族”的叫法，是“文状元”张大贵、“武状元”刘世红，再加上唱得好、长得俏的王玉兰、王玉凤姐妹。同时，商丘县还有“四大名将”，分别是李凤鸣、范治堂、艾永贵、艾宝连。同一时期，虞城县有胡明善、胡二妮、邢湘云，夏邑县有彭晓山、张汝汉，永城县（现永城市）有邵元振、乔德侠，民权县有李明贵、王世显，柘城县有王孝忠、赵连科、马忠臣，宁陵县有李永、王志家，睢县有徐振东、马至川、陈富贵等。这些艺人，都是名振一方的曲艺名宿，在周边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非常受欢迎。

    河南坠子在我市这么多名家不断学习与钻研中，迅速和我市的口音方言、风土人情、民曲小调相结合，形成具有独特风格和韵味的坠子品种，被称为东路坠子。东路坠子独成一派后，迅速向周边扩散，曾影响到皖北、苏北、鲁西南等地。
特点鲜明，自成一派

    东路坠子，后又叫下路坠子。与其他河南坠子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就是以柔美、缠绵、细腻、善于抒情为艺术特色。唱腔大多在“眼”上，落于板后，拖的小腔变儿，优美动听。曲调多为下行式，唱腔和唱词道白富有豫东的乡土气息。

    在演唱时，唱者手持简板，作为击节；伴奏者拉坠胡。平时的演出形式基本上是一拉一唱，也有二人对唱的，称“对口坠子”。坠子的音乐曲调属于板腔体。
短篇曲目以唱为主，夹少许道白，一般有固定的唱词，称为“死口书”；中长篇的书目有说有唱，大多根据情节的需要，临场发挥，一般无固定的唱词和说白，称为“活口书”。

    东路坠子的长篇大书最有特色，素有“东路书西路段”之称。有的大书一唱就是几十天，紧紧扣住听众的心弦，让人预罢不能。
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由于党和政府对曲艺艺术的高度重视，东路坠子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演出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整理、改编和创作的新曲目不断涌现，演唱新秀如雨后春笋。上世纪50年代的新秀中，颇有成就的有“唱得好、长得俏”的邢玉霞，曾获全省会演优秀奖的尤桂琴，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的吕明琴、戚桂芝和弦手段养明，“身段美、唱得甜”的宋爱华，还有全国驰名的徐玉兰等。这些人继承和发扬了东路坠子的艺术风格，使这一流派声名远播，广为流传，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景象。

    文化大革命中间，坠子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遭到了被摧残的命运，艺人的演出活动被禁止，不少老艺人被戴上“曲霸”的帽子受到批斗下放，甚至失去了生活的自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坠子艺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曾在上世纪80年代再次铸造辉煌。

    现在，曾经创造辉煌的东路坠子，也面临传承的难题。商丘师范学院的专家学者曾专门就东路坠子当下的情况进行调研，认为：“在当今信息时代社会背景下，这一曲艺艺术的生存已经处于令人堪忧的境地。东路坠子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政府、艺人、社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原标题：商丘曲艺的贡献——东路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