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的“无用”与“无待”

  在《逍遥游》的中后部分，出现一则寓言——“尧让天下于许由”。尧是古代社会具有普世道德的人格典范，也是理想君主圣王的典范。他作为贤君将天下让给世称的贤者许由，这个历来会被称赞的美德行为，在文中却已莫名地带了尴尬揶揄的味道。大家看到这里会预知恐怕不是要写什么好事儿。这说明，你已经被不知不觉地浸染了庄子思维的节奏。
 
　　在尧一番冠冕堂皇的称颂与谦逊言辞之后，许由不留情面地回答：你管天下，我管自己，你管得挺好，我玩得很爽。我代你治理天下，那不都是虚名吗？要来有啥用。咱们还是各安其分好了，您回去歇着吧，天下对于我来说根本没用。这里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这句话，演变成了中国民间常见语汇中的“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餐；广厦万间，夜眠不过六尺”。很明显，在这个故事里，正是有意地形成前后文之呼应，让尧帝扮演看似高大的鲲鹏，许由则扮演真正逍遥的小鸟小虫的角色。
 
　　《逍遥游》又继续写道，尧虽有天下之大业，但当他拜访几位超越世俗规范价值之外的隐士之后，茫然地似乎丧失了天下之位。这种失落感的原因在于：他骤然发现，自己一手统治天下的这种世俗标准中的至高权力，在他们面前丧失了力量，一切都虚无缥缈。因为这些通达大道的人从心里觉得这些价值与权力是“无用”的。这有点儿类似当代哲人阿伦特的理论，她认为权力力量的实现必须来自双方的参与，在一方行使或展示其权力时，即便相对的另一方不必采取直接的对抗方式，而只是消极地退出，让自身消失，权力也会自然消失。在不参与不回应不合作的态度下，权力就无法实现，它的力量就会全然落在空处。而且庄子所描述的，不是消极退却，而是清醒地以睥睨世俗的精神和天地的大视野，看到万事万物的同一性，也清楚生命的最高意义必须在于活出自己，“尽己与自适”（即自然自由自在自足），所以才会积极而彻底地蔑视一切外在标准与功利。
 
　　庄子在这里还使用了一则寓言故事：宋国人到越国卖帽子首饰，越国的习俗是人人剪光头发、身刺花纹，根本用不着它。这个故事既是对前一部分的总结，也提前引出了“有用无用”之辨。历代对此寓言的注解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解释认为物能存在，就是自然，相互齐一均平，物各有性（独立本我）、物各有用（独立价值）、物各有极（生命行为的局限与极点）、物各有分（生命行为的内容与范围），所以，各尽其性、各安其用、各尽其极、各安其分，则自由自得，各自逍遥。这里表现出的正是越人有其性、安其分，帽子首饰则是有其用、有其极。第二种解释侧重于有用与无用的标准。即标准在己而不在物，在自我而不在他人。帽子首饰在宋人眼中是有用和有价值的，但在越人眼中它们的价值为零。
 
　　另外要补充的是，相对人而言的“物”，有用与否的标准确实存在，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欲”、“有待”的背景下，人却往往正是异化为这种“物”，总是需要自己有用和被用。而“物”，就是会由人定价、由人取舍、由人摆布。这样的人就会在他人评选与外在标准下不断起伏摆荡，喜忧惊怖、宠辱不安，始终做不了自己的主，当然丧失了自我和自由。就像在尧的眼中认为许由是有用的，而许由也恰恰就是不想被当作某种有用的“物”，这让人想到汤显祖说的但求能做无用之人、不做有用之物。
 
　　标准和价值，有用和无用，都来自欲望，都决定于人心。包括上面说的关于权力的互动关系，同样存在于有用与无用的相辨之中。也就是说，万事都不在于“它”，而在于“我”。在于我要不要、我想不想、我认为它是什么。一件衣服也好，一颗钻石也好，我不要，它的价值就在我面前瞬间消失；演化到一份职业、一种权力，也是同样的。要想让一切东西失去价值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行为上选择“不用”，在思想上认为它“无用”。当这样做时，也就自然地使人保持了宝贵的怀疑与批判，保持了距离和清醒。拒绝和放弃是人最后的权利，也是一个人尊严与原则的最灰暗、最低层的底线；但是如果用另一种思路看，它也会成为生命最华彩的至高准则。当一个人可以发自内心、坦然淡定地拒绝和放弃一切诱惑时，他就成为了最潇洒自由的人。
 
　　这和全篇“小大之辨”的理念也产生了直接呼应，万物皆各有其性，各有其用，各有其喜忧，各有其局限，各有其定数，均平齐一，并无差异，所以，有用与无用的差别本来就不应该有。小大之辨让人真正懂得各尽其性、各安其分，各安其分自然就各自有用，各自有用就不会再汲汲外求他用，不求他用自然就会“无待”，无待就能各得其宜，各得其宜则物各逍遥。
 
    统治天下是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天下是世俗社会的最大范畴，而它到底算不算真有权力，是不是最大的范畴，都是在“用”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你想要，它就是有用的，你开始追求这种“用”，就会有待。所以，有用和无用的问题，本质上仍旧是有待和无待的问题。从小大之辨到无待，再从无待到无用，都指向一个目标，各得其宜的自由逍遥。《逍遥游》正是从这个小段落的转折，顺理而成章，走向最后的收束部分——“无用之用”。作者：李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