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汉武帝的谥号虽然是“武”，班固在《汉书·武帝纪》最后的赞语中总结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却没有一个字言其武功，而是突出地强调了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班固说，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突出进步的。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他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公孙弘建议各地以道德学问为标准荐举人才，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与历朝建国初期的形势同样，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出现以“功臣”为行政主体和以“功臣子弟”为行政主体的形态。汉武帝执政，开始了新的历史转变，“贤臣”和“能臣”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选官制度史有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这样三个主要阶段。察举制的确立，是汉武帝的一项政治发明。汉文帝时，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贤良”、“孝廉”的作法。不过，这种选举形式还没有成为确定的制度。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的地位已经得以确立。这一历史进步意义重大。劳榦因此认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134），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汉武帝时代实行了史称“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重大文化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坚持“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强调文化教育行政的重心。这对于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上古文化的丰收季节

《淮南子》和《史记》是汉武帝时代的两座文化丰碑。

《淮南子》一书，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其实，这部书大体还是具备完整的体系的。《淮南子》积极提倡“无为”的文化原则，这是和汉初政治文化形势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说凝滞不动，而是要人们注意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说的：“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的社会历史观也有体现“民本”思想的内容。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代评价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班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学诚），“《五经》之橐钥，群史之领袖”（崔适），“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等，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标范性的影响。

汉赋和乐府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华美，词藻奇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五言诗，多托名于汉武帝时代的人物，如题为苏武和李陵赠答的五言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清代学者郎廷槐《师友诗传录》有“汉武乐府，壮丽宏奇”的评价，应当理解为对汉武帝时代以“乐府”为标帜的文化成就的肯定。

晚年汉武帝和“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之多，竟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严重的政治危机。汉武帝晚年，曾经疑心有人使用“巫蛊”的巫术手段谋害自己，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太子军与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这是中国帝制时代首都发生流血事件的最极端的史例。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在追捕中自杀。

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所以“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李贽《史纲评要》卷七《汉纪》评价：“汉武惟此一诏可谢高帝、文帝。”“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

田余庆这样评价“巫蛊之祸”与汉武帝的政策转变：“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专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皇帝，却不多见”。 

多情的帝王，无情的帝王

“金屋藏娇”故事，是以汉武帝为主角的宫廷情感童话。在陈皇后也就是阿娇之后，汉武帝专宠卫子夫。卫皇后色衰，王夫人得幸。王夫人去世较早，后来李夫人得宠。李夫人去世后，又有尹婕妤等有宠。据说这位尹婕妤，原先是倡女。《史记》褚少孙补述说：“士不必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这样的说法，看来符合汉武帝的心理。他晚年喜爱的女人钩弋夫人，却因其子被选定为继承人，被汉武帝冷酷地逼上死路。

汉武帝在位时，曾经频繁任免丞相。他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4.15年。其中卫绾汉景帝时任相，汉武帝任命的丞相计12人。其中除田千秋继续在汉昭帝时代担任丞相而外，其余11人中，3人在任上去世（其中田蚡精神错乱致死，也不属于正常死亡），有3人被免职，2人有罪自杀，3人下狱处死。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数量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汉武帝晚年，曾出现李陵所谓“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的情形。

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功业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汉武好大喜功，黩武嗜杀。”这样的评价，应当说是不违反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