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汉武帝，人们自然会想起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重用卫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将。数十万大军在朔风中横绝大漠，致使匈奴北遁，一扫西汉建立以来的颓势，从此“不教胡马度阴山”，那是何等地荡气回肠，激动人心。但是很少有人想起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叫做桑弘羊的人，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中，正是桑弘羊在担任大司农等职期间运筹帷幄，保证了财政供给，有效支援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然而，与卫青、霍去病等名垂史册不同，桑弘羊生前死后却被当成“言利小人”和“聚敛之臣”的典型而饱受非议。《汉书》不为其立传；司马光痛斥其“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在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苏辙谓其“法术不正”，“民受其病”；苏轼说得更为尖刻：“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东坡志林》卷5），还把《史记》论及商鞅和桑弘羊之功作为太史公“二大罪”。甚至在生前，桑弘羊就受到“烹弘羊，天乃雨”的诅咒。当时久旱不雨，反对者指责系桑弘羊所行苛政招致上天示警，要求武帝对他加以严惩。究竟桑弘羊有何作为，竟然招致如此怨毒苛严的诟病与訾议呢？

    汉武帝刘彻执掌大权之后，励精图治，强化中央集权，“廓土斥境”，尤其一改父祖先例，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如此全方位的革新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压力，“天下费多，财用益屈”，一时“财赂衰耗而不赡”，财政危机逐渐显现。解决山穷水尽的困窘财政成了汉武帝君臣的燃眉之急，而以前的“卖爵赎罪”等做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向日益困窘的百姓增加赋税也非“久安长治”之计。在这种情况下，桑弘羊建议或者直接主持实施了一系列广开财路的经济政策。

    汉初以来“开山海之禁”，听任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冶铁煮盐，积蓄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直接减少了国家收入，在政治上对于西汉王朝的稳定也十分不利。桑弘羊力主实行盐铁官营，禁止私卖私铸，并与御史大夫张汤、大农丞孔仅等一道实施这一方案，后又受命出任治粟都尉，代行大农令事，“尽管天下盐铁”。他到任后，尽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产量和销售大幅增加，为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也使得这一措施成为巩固边防、抗御匈奴的主要经济保证。

    为了抑制豪商大贾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增加政府收入，桑弘羊建议武帝实行均输和平准之法。简单而言就是设置掌管运输的均输官和管理物价的平准官，各地向均输官交纳贡物折价和运费，然后由均输官和平准官在低价地方购买商品运往京师或高价地区销售。官府“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史记・平准书》）。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减轻了百姓远道贡赋的负担，打击了富商投机倒把活动，有利于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为西汉王朝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实行均输、平准之后，朝廷仓库储存的粟帛猛增：“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郡）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大大充实了边防物资供应。

    改革币制也是桑弘羊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汉初以来，私铸之风盛行，造成币制紊乱，铜钱日轻、物价暴涨的现象日趋严重。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彻底整顿币制，废除一切旧钱，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新铸的三官钱（后世亦称五铢钱）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民间私铸流弊，币制归于统一，五铢钱也为后世长期沿用。当时西汉政府实行的另一重要经济措施――算缗、告缗，也与桑弘羊有密切关系。在桑弘羊等人的具体筹划下，西汉朝廷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再行算缗告缗令，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并且鼓励和奖赏向朝廷揭发富商巨贾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算缗、告缗的实行在沉重打击豪商大贾势力的同时，也使朝廷由此获得一笔巨额收入。此外，桑弘羊还推行酒类专卖、经营公田等举措，对改善财政、开发边疆亦有其积极作用。

    综观桑弘羊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广开财源，解决政府财政危机并打击豪强巨室的力量；而其最直接的目的就在于为旷日持久的汉匈对决提供经济保障，所谓“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汉书・萧望之传》）。这些措施确也收到预期效果，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当时诸“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正是有了充足的后勤保障，汉武帝“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大汉王朝亦因此才能将抗御匈奴的战略方针进行到底。汉武帝恢弘的“文治武功”，正是以盐铁专卖以及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为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桑弘羊可谓汉武帝“兴造”各项功业的得力助手，其功当不在卫青、霍去病之下。

    然而，尽管“弘羊榷利而国用足”，但是他公然挑战并违背了儒家“讳言财利”、反对“与民争利”的传统信条，因而受到当时以及后世诸多儒士的诟病。特别是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建立在打击和限制权贵豪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禁富贾之“溢羡”，扼豪民之“利途”，必然招致猛烈攻击和陷害。经历了盐铁会议上唇枪舌剑的较量后，桑弘羊逐渐失势，最终在与豪强外戚的政治斗争中落得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而历代王朝对其政策的效法，同样堵塞了众多人等的滚滚财源，于是对他的仇视和指摘便史不绝书了。

    诚然，桑弘羊倡行的官营理财措施自身并非没有弊端，高强度的政府垄断最终亦将抑制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些措施却具有针对现实的合理性：“诚以国用不足，利无所出，舍此则无能为也。”长远来看，在传统社会一定程度的工商官营和政府垄断在所难免，这也就是为何桑弘羊一面身负千古骂名，而其所实行的专卖及平准诸措施却被当做成功范例，“晋、魏、隋、唐以来，皆沿而为法”，即便恪守“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祖训的正统儒家，在治国理财时也无力改变这一现实，故宋儒吕祖谦说：“自桑弘羊既开利孔之后，虽有贤君良臣，多是因循不能变。”只不过他们往往“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而已。桑弘羊所奉行的财政调控思想为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提供了理论依据，丰富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和手法，堪称我国古代的杰出理财家。至于说他聚敛财富加剧了汉武帝的挥霍，或者导致了汉匈之间长年累月的残酷战争，则未免有些本末倒置、苛求古人了。【原标题：桑弘羊：成就汉武伟业的理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