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张良是汉代初期伟大的谋略家、政治家。他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军事谋略，被后人誉为“谋圣”，与文圣孔子、武圣关羽、诗圣杜甫等并列为中国古代十四圣人之一，也是汉初最受刘邦尊重和信任“三杰”之一。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张良字）功也”。张良一生谋略筹划事毕竟成,反秦扶汉功不可灭。历代史学家无不倾墨载颂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

    张良是战国末期的韩国城父人（今河南宝丰李庄乡古城村），大约生于公元前251年，死于公元前186年，活了六十七岁左右。公元前230年，秦军攻陷韩国国都阳翟（今河南禹州），俘虏了韩王安，昔日的韩国灭亡后成了秦国的颍川郡。韩国灭亡时，正好是张良父亲张平死后的第20年，这时张良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张良祖上“五世相韩”，祖父张开地是韩厘侯、韩威侯、韩襄王时期的三朝相国，父亲张平是韩厘王、韩桓惠王时期的两朝相国，张良家自然是韩国的贵族，到了张良二十多岁时，家中尚有僮仆三百人。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也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无论政治上或是精神上对张良的打击无疑都十分巨大而沉痛，他把这种仇恨集中在了反秦复韩的大业上。

    张良身为一介书生，又体弱多病，手无搏鸡之力，但年少气盛的张良对秦始皇恨之入骨，怀着报国复韩的雄心，顾不上为国亡愤死的弟弟举办丧葬，便遣散三百家中僮仆，抛尽万金家财，奔走三年，四处留心访求刺客为韩国报仇。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良终于在淮阳结识了豪侠好义、门下素多奇士的仓海君，两人共同制定了谋刺秦始皇的行动计划。仓海君还给张良推荐一位大力士，其人勇力绝伦，相貌雄伟。张良十分满意，对其殷勤礼待，并将心腹之事全盘告知。自古道：士为知己者死，大力士欣然应允。张良为他特意制造了一个重一百二十斤(约合今制五十斤)的大铁锤，伺机刺杀秦始皇。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有一项和修筑长城同样重大的建设工程，就是广修驰道，开辟交通。驰道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其横贯线路是：东北到达燕（今北京一带）齐（今山东临淄一带），东南到达吴（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楚（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纵贯线路是：北至绥远，南至零陵。据《汉书贾山传》中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就是说这些驰道宽五十步(约合今制六十九米)，路基筑得很厚实，道旁每隔三丈(约合今制七米)种青松一株。道两旁用金属锥夯筑厚实，路中间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车马一上驰道，就可以快速行驶。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国道”。

    公元前218年中春，秦始皇帝凭借新修建的驰道，开始了第三次巡游，再次踏上了东去的行程。这次巡游所走的线路是：出函谷关，过洛阳、荥阳，奔大梁（今河南开封）、过户牖（今兰考北一带），走定陶，往东登之罘（音符，古港口名，今山东烟台北五公里）,住琅邪（今山东胶县南琅邪台西北）行宫。东游因徐福入海求仙未归，秦始皇没有拿到长生不老药，最后无奈地从上党（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而归。

    张良密切注视着秦始皇巡游的动向，当得到秦始皇这次东巡的消息后，判断秦始皇必定经过阳武县博浪沙，便提前与大力士选择行刺地点，等候秦始皇东巡车队的到来。博浪沙在荥阳和大梁之间的阳武县南驰道旁。这段驰道是在战国时期的“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之路”基础上扩建的，历来为洛阳至大梁、山东的必由之路。张良是韩国人，富于智慧，长于推算，对于韩国和魏国边境一带的交通要道，山川地形了如指掌。博浪沙在战国时是韩国和魏国交界的地方，东有古代官方控制的渡口--官渡，北有绵延数十里的牟山和鸿沟（清沟水），西有水面宽阔的蒲田泽，南面是自己的韩国故地，是一个便于行事后逃逸得好地方。

    一天，有消息告诉张良：远远看到三十六辆车队由西边向博浪沙处行走而来。前面一些人鸣锣开道，紧跟着是马队清场，黑色旌旗仪仗队走在最前面，大小官员在车队两边前呼后拥。张良确定这就是秦始皇的东巡车队，知道报国复仇的时机到了，就与大力士一起到达预定伏击位置准备行刺。

    按照秦代“天子驾六”的礼仪，秦始皇应该做六匹马拉的座驾。当车队临近时，张良与大力士只见车队的车辇全部是四匹马拉的座驾，分不清那一辆是秦始皇的座驾。原来，秦始皇登基后曾多次遇到刺杀，便加强了安全防范。这次东巡，他也早有防备，令所有车辇全部改为驾四，并时常换乘座驾，车辇外面封闭，即使是门窗也用帐帘严密遮挡，外人自然很难判断秦始皇坐在那辆车的座驾里。张良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情急之下，看到车队中间有一辆最豪华的驾车颇为显眼，便指挥大力士向该车击去。五十斤重的大铁椎一下将乘车者击毙倒地。然而，被大力士击杀毙命者却不是秦始皇。

    张良功败垂成，痛惜不已，又不得不急速趁乱逃离现场。秦始皇大为震怒，立即命令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十日，捉拿刺客。由于搜捕情势急迫而紧张，张良隐匿藏身，以避风头。

    博浪沙与张良因此事一举成名。

    千百年来，一些人对“谋圣”张良存有一种膜拜、追念、崇敬的情结，经过长久的沉淀、混合与发酵，形成了一种攀附、排他和演义的文化心态，加上对历史信息记载和掌握的局限性，导致后人一直对张良行刺和隐匿的地点存有争议。为了搞清这段真实历史，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和澄清。    

兰考白云山张良墓

山东微山湖张良墓

     一、秦代阳武县博浪沙在今中牟一带，现原阳县东南两处博浪沙之说有误。

    关于博浪沙的地点自汉唐以来都有不同说法，但主要有两种意见占上风：一种意见说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数里，且有张良行刺后隐匿在原阳县城东二十公里的留侯村和“古博浪沙”石刻为证；另一种意见说博浪沙在今原阳县城东南十四公里的阳武旧址南，张良行刺后直接逃往阳武县户牖乡（今开封兰考北二十里）白云山（今兰考偏西南十二里）。对此，原阳人、中牟人和开封人一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据历史文献记载，阳武县秦代归三川郡（三川即黄河、雒水、伊水，治所在今郑州市北古荥镇)管辖，位于三川郡的东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有明确记载: “清沟水又东北径沈清亭（沈城即前沈清亭也，水在今中牟县北），疑即博浪亭也。服虔（河南荥阳人，曾任东汉尚书侍郎）曰：博浪，阳武南地名也。今有亭，所未详也。历博浪泽，昔张良为韩报仇于秦，以金椎击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车于此。又北分为二水，枝津东注清水。清水自枝流北注（蒗荡）渠，谓之清沟口。渠水又左径阳武县故城南，东为官渡水，又径曹大祖垒北。”

    《诗经·郑风·清人》中有“清人在彭”的记载。彭是春秋时期郑国地名，在青水岸边一带。清人是指清邑之人，清邑以清水为名，在今中牟西南十六公里古城村。  

    官渡作为韩国和魏国边境地带的重要交通枢纽，起源于秦代之前，应该是魏惠王开凿鸿沟和诸侯争霸的产物，它是阳武县及其博浪沙存在的重要坐标参照地。

    《诗经·郑风·清人》中清水、彭地、清邑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着的官渡，均与《水经注》中的阳武南博浪地名记载相吻合，秦代阳武县城及其博浪沙应该在中牟县西一带。问题出在西汉初年之后, 由于统治者出于管理等原因的需要，武阳县被大举分割,渠水以南和县西的地方设立了中牟县。阳武县城随之进行了多次迁移，或在秦代阳武县东北方的济水（今黄河）北岸边，或在中牟县东的蒗荡渠南岸，或在济水以北的今原阳县城处，让后人难以把握。

    《汉书.地理志》记载："阳武有搏浪沙"；《晋志》记载：“卷县有搏浪沙”等，都不过是阳武县城自汉代以后频繁迁移与合并所带来的结果，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只是《史记.索隐》中“浚仪西北四十里有搏浪沙”的记载，与博浪沙在今原阳县城东南十四公里阳武旧址南的记载相吻合，实际上是两个角度一种说法，却与历史事实不相符。

    秦代阳武县的辖地是很大的,包括今郑州市区和中牟县，并向东北一直延伸到山东东明县境内。现在的开封在秦代初期为三川郡阳武县高阳乡，兰考县为阳武县户牖乡，甚至原阳、封丘部分地区也可能是阳武县的辖地。西汉时阳武县被拆分成多个县,阳武县城经过多次迁移,直到唐代才迁入并稳定在今原阳县城一带。

    湮毁于黄河中的原阳县城东南十四公里的阳武旧址，很可能是公元447年（北魏·太平真君八年)中牟并入豫州荥阳郡阳武县时的产物。它为我们提供了公元前206年汉代至公元 621年唐(五德四年)代期间，阳武县城频繁迁移的例证。搏浪沙在原阳县城东南数里或在原阳县城东南十四公里阳武旧地南的说法，也是从这之后才开始被记载和误传的。由于后人不了解这些变迁，才造成唐朝以后对搏浪沙所在地的错误判断。

    事实上，关于秦代阳武县城在现今中牟县官渡西、蒲田东之间的历史记载，要早于在原阳县城东南数里或在原阳县城东南十四公里阳武旧地南的历史记载。虽然《史记》和《水经注》都记载着公元前128年至前121年时期的历史事件，但是《史记》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记载不真实传说的现象。而《水经注》却来自汉代著名地理学家桑钦的《水经》，这是我国第一部较完整的记述有关河流水道的专著，应该比《史记.秦纪》中记载的历史地理更具体和准确，更何况《水经注》中所记载的东汉尚书侍郎服虔就是河南荥阳人，对于当地的历史情况应该比司马迁了解地更清楚。

    对阳武县城所在地不同历史阶段记载的混淆不清，是直接导致汉唐时期以后，人们容易将秦代初期的阳武县城，误以为是今原阳县城东南十四公里已被黄河淹灭的汉代阳武县旧城，或是今原阳县城的主要原因。这些误载不仅使清代阳武知县谢包京（1662年在任）在错误的地点，糊里糊涂地立下了“古博浪沙”碑刻，至今九泉不知；还使民国秦史专家马元材在错误的地点（1934年12月到访），陷入了“其地必多风沙”的迷茫认定之中，给后人开了一个玩笑。毫无疑问，两件事都在无意中对误传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原阳博浪沙碑

       二、张良行刺后急速逃亡下邳（今江苏睢宁北九十里）隐匿藏身，在今兰考县白云山或原阳县留侯村居留之说均值得商榷。

    秦始皇遇刺后又惊又怒，立即责派随从和当地官吏严密捕拿刺客，并通令天下，大肆搜索十日。张良却早有逃脱的安排,他改换姓名，隐匿藏身。关于张良行刺后隐匿藏身所在地问题，兰考人和原阳人也各有说法：

    原阳人讲，张良行刺后顺路往东逃到今原阳县城二十公里处的留侯村，躲藏一段时间后，才离开原阳，走的是原阳黄河北岸的蒋庄乡周屋村的张良渡。可是，据考察,留侯村是后来由原天洲村改名而来的。《史记》、《汉书》及各代版本的县志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张良渡更是现代人为发展旅游杜撰而来的，跟张良一点关系都没有。

    兰考人讲，张良行刺后逃到秦代阳武县户牖乡的白云山，躲藏一段时间后，便去了下邳。这种说法除地方志外，也不见于正史记载。　

    对此，窃以为张良有三点原因不会在上述地点躲藏：

    一是张良对秦始皇行刺失手后，阳武之地事实上已成为官吏严密搜查刺客的重点地区。凭张良的机智，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既然如此，张良也就不可能冒着官方查封河道和渡口使自己遭遇被捕的危险，向东北连续横渡鸿沟和济水，逃往今原阳县城东边的留侯村藏身躲避。

    同样的道理，张良即便向东逃往阳武县户牖乡的白云山，也不过是顺路歇脚而已，不可能逗留藏身。因为户牖乡白云山是秦代阳武县的辖地，在秦官兵搜查的重点地区以内。户牖乡还是秦始皇继续东巡的必经之地，而白云山就在秦始皇东游线路附近。秦始皇躲过刺杀后继续东巡，曾在户牖乡遭遇昏雾天气而难以行走，一气之下将户牖改名为东昏。张良不可能在这样危险的地带居留，而会马不停蹄地逃奔距博浪沙较远的下邳脱离险境。这比在阳武辖地内任何地点居留都安全得多。

    二是假如张良在原阳留侯村或兰考白云山作临时逗留，也不敢声张，当地人也就不可能知晓当时还不存在的留侯。即便说张良藏身并留名于上述两地，也与张良隐姓埋名的逃亡历史记载不符。发生这种情况应该是张良功成名就以后的事。

    公元前2001年（汉六年）正月，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大封群臣，他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以自己政治目的和个人目标已经达到，一生的夙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为由，主动辞让。他谦请将公元前208年与刘邦第一次相遇之地、人口仅一万户的留地(今江苏沛县一带)封给自己作食邑，得到了刘邦同意。自此张良才被称为留侯。后来张良再次告病退职，摒弃人间万事，崇信黄老之学，游遍名山大川，专心修道养精。只有到这个时侯，张良才可能有闲情逸志，去原阳县的留侯村或兰考县的白云山访游居住，而不会在危险的时间、危险的地区这样做。

    三是下邳当地有史记载，公元前２１６年农历四月，张良已在下邳隐姓匿名两年有余。据《史记秦始皇纪》记载，秦始皇这次东巡是“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的时候。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在《雪中妃子》诗中说：“疑是阳和三月暮，杨花飞处牡丹开。”由此来看，“中春”和“阳和方起”之时，应该在农历二月底至三月初之间。就是说，自张良在阳武行刺的公元前218年农历二月底或三月初，到记载张良隐匿下邳“两年有余”的公元前２１６年农历四月，刚好是张良行刺后两年一个月的全部时间。这就排除了张良有空隙在原阳县留侯村或兰考县白云山“躲藏一段时间”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博浪沙在秦代阳武县南一带。而秦代阳武县则在今河南中牟县偏西北，也就是官渡西与莆田东之间。这里才真正是张良刺杀秦始皇的博浪沙所在地。张良刺杀秦始皇后，没有在秦代的阳武县辖地，包括现在的原阳县留侯村和兰考县的白云山“躲藏一段时间”，而是快速逃到了下邳隐姓埋名藏身，一直到九年后张良参与灭秦扶汉的农民起义。在功成名就后，身为留侯的张良辞官赋闲，有了闲游的条件和时间，来到已成为汉代陈留郡东明县（今开封兰考）的白云山居留。可能这时张良也曾到过阳武县的留侯村暂住；也可能是张良的后代因犯罪被取消留的封地后，曾迁徙到此地居住，并以先人张良的封地和爵位之名，将天洲村称作留侯村。

    河南中牟县城西一带，才是汉代谋圣张良在阳武县南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真正地点，以往的历史误会应该得到纠正。果真如此，对长眠于开封兰考白云山的张良也将是一种告慰，对误树“古博浪沙”碑刻的清代阳武知县谢包京和误认原阳为博浪沙真址民国秦史专家马元材也将是一种解脱，对客观历史和后人更是一种尊重和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