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为京城澄清坊所属。按当时规制，北京城分为36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铺下才是胡同。因此地有一个铸铁厂，经常堆积铁渣煤渣而得名。清朝属镶白旗，初称煤炸胡同，光绪年间改作煤渣胡同，沿习至今。

 

　　故事不少

 

　　不长的胡同，

 

　　每个院子都是故事

 

　　不长的胡同里，原先几乎都是典型的四合院，清幽静谧。

 

　　东口路北把头是一座灰色两层洋楼，那是中华圣经会旧址，现在是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所在地。当年路南面朝大街是个邮电所，小时候寄信、寄包裹和打电报都去这里。

 

　　和多数街道门牌号的规律差不多，煤渣胡同的门牌号排列，路北是单号，路南为双号，由东向西，数字递进。

 

　　煤渣胡同1号院在路北，挨着洋楼，大红门，两层楼，西洋建筑风格与中华圣经会相同，没准是它的附属建筑。解放后，这里是外贸部部长林海云的府邸。

 

　　东口路南第一家是2著名相声演员冯巩的曾祖父、人称“北洋三杰”的冯国璋，在入住总统府之前的官邸是煤渣胡同的5号院。那是一个多进的大四合，成了傅作义北平绥靖公署最大的被服厂，后来被军接管，成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宿舍。1976年地震后，这里的平房受损，于是院子拆了原地建起高楼。

 

　　3号院守着1号院在路北，清咸丰十一年在这里设立的神机营衙门，选八旗精锐一万五千人配备步枪，由恭亲王奕沂率领，负责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光绪末年，神机营旧址办起了“法政学堂”，袁世凯上台后又变为招待所，曾接待过孙中山派来的蔡元培、宋教仁等组成的专使团。临解放时国民党在北平办的英文报纸《时事日报》设置在这里。解放后，这里成了《人民日报》的宿舍。

 

　　可别小瞧了这个宿舍，里面住过许多知名的大人物，像张磐石、安岗、范长江、邓拓、贺敬之、李庄、华君武等。当时这个院有仨三个跨院，里面有图书馆、大会议室和礼堂，能容数百人开会、看电影。1964年，院子里平房拆了，建起座五层楼，就再也没有四合院的韵味了。

 

　　我们一家住的是4号院，解放后一进城就搬来了。父亲滕代远是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这个建于民国初年的4号院，早年恰是京津铁路局局长的官邸。院子旁边有个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早年称马家庙，后来叫北帅府胡同，作家赵树理曾在那里住过。

 

　　著名相声演员冯巩的曾祖父、人称“北洋三杰”的冯国璋，在入住总统府之前的官邸是煤渣胡同的5号院。那是一个多进的大四合院，解放前成了傅作义北平绥靖公署最大的被服厂，后来被解放军接管，成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宿舍。1976年地震后，这里的平房受损，于是院子拆了原地建起高楼。

 

　　煤渣胡同7号院日伪时期曾是东城日本宪兵队驻地。当时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大汉奸王克敏，按惯例每周二下午都来这里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见面交换情报。据此军统曾在这里设伏刺杀王克敏，可惜没成功，王克敏只受了点轻伤。

 

　　这个院子后来改为陆军部军需学校。解放后7号院和5号院一起都成为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院。 一座三进院，

 

　　煤渣胡同路南的一座二层小楼是10号，曾是大名鼎鼎是的东城区安置办公室，当年有许多上山下乡亟待返京的学生，家长们一大早就来这里排队打听消息。等到上班开门，排队的人多数等到的，就是句“回去等吧”。

 

　　一座三进院，

 

　　满载着童年的记忆

 

　　煤渣胡同4号院也是个三进院，院门是带台阶的双开门，两边各有一个石狮子，经常有小孩骑在上面玩耍。门口还有间传达室，里面有工作人员值班。

 

　　我们全家住的前院有座两层小楼，一楼有走廊，二楼有阳台，院里有个葡萄架。靠西的院墙，栽有一排柏树，长得笔直且很高，估计历史很久了。院里还有核桃树、枣树、丁香树等，最特别的是紧挨楼房长着一颗很大的芙蓉树，开花很美，外形似绒球，清香袭人。树叶奇怪，日出而开，日落而合。夏天这棵树为我们遮阳，避开阳光对屋里照射，据说它还是敏感性植物，被列为地震观测的首选树种。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在睡梦中被震醒，摇摇晃晃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时，看到房顶正在往下掉水泥块，听到楼房发出咔嚓咔擦的声音，天空发白，胡同里的路灯一闪一闪……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住在院子里搭的防震棚里。

 

　　当时前院与中院有座长围墙分隔开，墙里面安装有路灯，晚上偶尔打开这些灯，夜景很好看，但是怕费电，这些灯基本不开。

 

　　院里东侧与汽车修理厂的高墙相邻，墙根处有一台压水机，下面留有一个水井。边灌水边压水，有两桶水就能将井里的水抽到地面来了，夏天压水浇菜地浇葡萄，冬天压水浇出一个小冰场，供前后院的孩子滑冰娱乐。

 

　　中院当年建有东、西、南三座平房，分别住着司机、厨师和公务员三家。后来，厨师调动工作搬了家，他那房子就原地建了汽车库，停放父亲的专车。1968年因为战备需要，部队来人又挖了个防空洞。

 

　　后院还有几间房，除了住有老警卫秘书一家外，还住过卫戍区派来的警卫班战士，另有一小间当作花房。三个套院里面有门相通，后院也有一个后门，通往马家庙胡同。

 

　　记得文革初期，胡同改叫瑞金路七条，我们家门牌号也变了，但是还有些人寄信时搞不太清楚，所以经常会在门口内信箱中发现投错的信件。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到下午把信交给邮递员就可以，但是每回父母都让我跑一趟，将信送到该投递到的居民家，这也算是学雷锋了。

 

　　小时候我调皮，春节期间放鞭炮，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常把二踢脚斜架在红砖上放，老炸着隔壁汽修厂车间的玻璃。每回放完炮不一会，我们院的门铃就响个不停——人家找上门来了。

 

　　那时还很喜欢骑自行车，但家长没给买，就时常偷骑工作人员们的公车。开始是把腿从大梁跨到外侧用脚蹬着，一下一下的骑。到后来长个了，就直接坐到车座上面，疯狂的在院里绕着树木，拐来拐去练车，车技有了很大的提高。没想到后来工作了，儿时练就的车技还派上了用场。在铁路电务段当通信工时，架线常用的大长竹梯，我一手扶把，一手扶着肩扛的竹梯一路骑回工区毫不费劲。

 

　　父亲1974年去世，1979年我家搬出了煤渣胡同，这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去。如今，协和医院新门诊大楼就矗立在煤渣胡同南侧，这条几百年的老胡同已面目全非，原来的模样再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