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申遗热”

    听说麻将申遗了

    还有猪头肉也申遗了

    我拿手的炒猪大肠也能申遗吗？哈哈

    克卫 绘

    最近，从2012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市长论坛暨第九届名楼年会传出的消息称，由于各地政府未能达成统一共识，原本计划联合申遗的国内十大名楼，计划暂缓。

    尽管如此，名楼联合申遗这一举动所引发的质疑，依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联想到近年来的“猪头肉申遗”、“麻将申遗”等事件，我们该深入思考的是，申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观点碰撞

    仿造的名楼其实也是赝品，正如网友所称：“除了名字是老的，其余都是新的”

    在这些名楼中，黄鹤楼是上世纪80年代重建的“新版黄鹤楼”，楼内建有电梯；滕王阁是1985年依照梁思成所绘的《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重建而成；建成于2001年的南京阅江楼只有11岁。这说明，很多历史名楼只是今人重建而成，有些名楼甚至连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它们并非是货真价实的古董，不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 “原真性”要求。当然，这并不影响假古董卖出真价钱，这些历史名楼吸引了大量游人，为景点带来了滚滚财源。

    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申遗热潮，很多景点打着文物保护的旗号纷纷申遗，而一旦申遗成功，这些景点的门票立马涨价，申遗成为景点涨价的最好理由。很多景点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于是纷纷打起了申遗的主意。“十大名楼”打包申遗，显然也是受到了利益的诱惑。但是，除了岳阳楼、天一阁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或许具有真正的申遗价值外，其余所谓名楼只是 “凑热闹”而已。

    严格说来，仿造的名楼其实也是赝品，正如网友所称：“除了名字是老的，其余都是新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除了名字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申遗是为了保护文物，那么这些新建的名楼申遗是为了什么呢？（池墨）

    一些没有成为“遗”的遗产或已经进名录的“遗”，能不能“遗”下来，实在难说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而根据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新规定，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各申报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项目 （申报未必就成功）。显然，中国要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尚需上百年。不过，照现在的开发速度，百年之后，一些没有成为“遗”的遗产或已经进名录的“遗”，能不能“遗”下来，实在难说。

    问题在于，一些地方的利益观是短视的、盲目的、狭隘的，使遗产陷入一个重开发轻保护的恶性循环中，这既严重损害遗产固有的文化精髓，有时连地方孜孜追求的经济利益都难以保障。例如湖南武陵风景区申遗成功后的短短几年内，景区内冒出宾馆、饭店、棚点等违规建筑达30余万平方米。被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黄牌”警告后，景区为将违规建筑物拆除，花费高达10亿元人民币，比已获得的经济收益高出数倍。把申遗视为一场赌博式的生意去搞，也一手酿造了风险。

    早在2006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就坦陈，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确实存在着“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确实存在着某种“建设性破坏”和过度的开发。幸好，为了加强对世遗的保护，世界遗产名录设立了一个“黑名单”，也就是退出机制——如果哪处世界遗产因保护不力被破坏，那么就很有可能进入“濒危名录”，甚至被除名。如此一来，一个举全民之力好不容易申遗成功的遗产，因保护不力而被除名，那曾经的“豪赌”谁来收局？（邓子庆）

    是雪中送炭地抢救那些同城市记忆息息相关的老房子、老街区，还是锦上添花地申报当地某名胜为世界文化遗产

    真正急需“雪中送炭”的，是那些濒临拆除或亟待修缮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这些濒临消亡的文物古迹，鲜有被地方政府纳入申遗对象的。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11年12月结束）统计，近30年来，全国消失了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例如在长沙，一年前在长沙万达广场工地发现了一段长约120米的古城墙，专家判定这段古城墙历经南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叠加修建，后湮没于地下，保护价值极高。但几个月后，120米的城墙在各方博弈下被拆到只剩20米，不得不为房地产开发项目让步。

    席卷全国的“申遗热”的背后，是景点管理方、决策者、部分专家和设计单位等各方的利益驱动。景点管理方的利益驱动已是众所周知。不少景点申遗成功，意味着人气的暴涨，也意味着涨价的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如安徽黟县的西递和宏村、湖北武当山等许多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在这些地方升级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大幅提高。

    地方政府的申遗冲动，背后也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诉求。在一些地方决策者看来，申遗成功将填补当地世界遗产的“空白”，增加一块“金字招牌”，无疑是在有限任期内的一项可以大书特书的重要成就。

    值得关注的是，也有部分专家、研究机构、设计单位同景点管理方一道，不断游说地方政府申遗。虽然有很多学者本着历史责任感，为保护濒危的文物古迹、历史街区而奔走呼告，可也有部分专家、研究机构、设计单位，不遗余力地向当地政府推荐的总是那些只需“锦上添花”的重要文物，反复游说申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尽管申遗成功与否还完全是未知数，或者成功也许是在久远的将来，但一旦地方政府启动申遗程序，专家的研究课题费、设计单位的规划设计费就可滚滚而来，一套名利双收的产业链随即形成。

    在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在被问及申遗事宜时表示，申遗绝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是在切实保护和管理好世界遗产的前提之下，充分地发挥世界遗产的社会功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要让申遗工作不背离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我认为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文物保护观。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文物保护工作更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有限的文保专项资金，到底用在哪里才是用在刀刃上？是雪中送炭地抢救那些同城市记忆息息相关的老房子、老街区，还是锦上添花地申报当地某名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热”背后应该有更多的“冷思考”。（姚远）

    所有值得申遗的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给我们的礼物，也是一份考卷，怎么做才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人，值得深思

    有文保专家指出，十大名楼许多都是现代新修的，有几个连文保单位都不是，属于“假古董”，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申请标准，不够格。不过笔者以为重点却不在此。

    大家平时关注名楼的重点其实并非在楼是否真正“古”，眼前的建材是否真的历经千百年，而在于名楼承载的文化意涵，身处名楼，更多的是感受一种徜徉在历史流变中与古代名士 “对话”的感动。抛开名楼建筑价值不说，仅文化价值就无比可贵。登黄鹤楼，远眺江景，每每能想起崔颢的不朽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登滕王阁，怎不为王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奇景赞叹，又不免与其“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叹共鸣；至于岳阳楼，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诵千年，其中信念的光辉绵延至今，其意义不需多言。文化遗产的设立，用意在保护人类历史的文化精髓，从这一点而言，这些名楼即便是新翻建的“假古董”，也不妨碍它们本身申遗的资格。而且，中华文明流经五千年，光辉灿烂，并且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传承至今的一例，从这一点来看，值得申遗的文化遗址又何止这十大名楼，即便二十大、百大也不必令人咋舌。

    “申遗热”不是坏事，关键是怎么来做。申遗只是一个手段，无论成功与否对这些遗产的保护工作而言都不是终点，关键在于申了之后怎么做。暂且不去讨论申遗本身需要的巨大开支，申了，成功了，免费开放几天庆祝，随后携世遗这块金字招牌涨价，体现身价，表面上是社会获益，其实绝大部分利益都落在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手里，如此看来，申遗对个别地方政府来讲是一门好生意，只是民众却要为申遗买单，并且感叹那些风景愈来愈“玩不起”。同时，更重要的是同申遗成本高昂相对，许多先例显示申遗成功后文化遗产的保护费用却稀缺得可怜，游人如织、门票高昂，但落实到保护上的资金却极为有限。曾有调查显示，除去上缴政府、财政、旅游公司和维持人员开支的资金，用到遗址资源保护上的资金连门票收入的10%都不能保证。对比悬殊，让人对文化遗产的过度利用、保护不善、最终沦为可怜的摇钱树这一点更加担心，乃至痛心。申遗成功尚且如此，若没成功，保护措施是否更加流于形式，甚至让位于商业利益而被拆除消亡……

    设立世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无论该不该申遗，申了能不能成功，楼都在那里，即便不是真古董，也有真文化、真价值、真意义。我们要做的不是一窝蜂大搞申遗“运动”，而首先应当完善景区资源保护措施，提高门票收入用于保护资源的比例，并逐步还原旅游景区本应有的公益属性。名楼乃至所有值得申遗的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给我们的礼物，也是一份考卷，怎么做才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人，值得深思。（原标题：名楼联合申遗引思考：申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