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春秋》 资料图片
【史海钩沉】
傅斯年有一句著名的话: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的话道出了史学研究的精髓。
做史料方面的研究,很长时间内并不受人欢迎。搞这方面研究,往往被人误解为水平不够,做不了理论研究才去做史料。而研究者本人,则要下很大的笨功夫,花很长时间,出成果往往比较慢。相比那些在媒体上讲各种观点、主义的人,东拼西凑一年发表几十篇论文的人,踏踏实实做史料的学者,所得名利实惠要少得多。
纯粹的学者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只为了自己的志趣,为了求真求实。就研究本身说,他们最清楚所做工作的意义,而学术史最后也往往证明,这些研究才真是有价值的,能存之长远。柯美成就是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他花费多年时间完成的《汉晋春秋通释》,就是史学研究的又一项沉甸甸的成果。这本书,我以为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那就是校勘史文,增补史实,用功甚勤,多有创获,创新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本身的纯粹。
《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的一部历史著作。该书纪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明清之际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顾炎武尝言:“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则在论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时指出:“自习凿齿改撰《三国志》为《汉春秋》,对后代影响至大。温公《通鉴》帝魏,刘恕非之,以蜀比东晋,拟绍正统。胡致堂《读史管见》,深讥温公抑昭烈不得绍汉统为非。朱子为《通鉴纲目》,乃以昭烈为正统,承献帝之后,绍汉遗统。自此之后,论蜀正统问题者议论蜂起,而改撰三国之书亦接踵而兴矣。”
可以说,《汉晋春秋》开启了中国史学史上的正统之争,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创作。《汉晋春秋》也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以及蜀汉在三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它与《三国志》相辅而行,催生了《三国演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史书却在1000多年前散失了,现仅存佚文100余条、不满两万字,今人能看到的清人辑本不过是断简残编,几近绝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汉晋春秋》这本书甚少关注,除少数专修中国史学史者外,包括地方高校历史系教师在内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大都无缘得见此书辑本。
柯美成撰著《汉晋春秋通释》,其专业方面的成果,已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肯定。总体说,就是《通释》把《汉晋春秋》这部史书的大致模样尽最大可能复原了,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轮廓,可以使后来者对《汉晋春秋》及其讲述的这段重要历史有大致的认识与感悟。许多学者都指出,《汉晋春秋通释》一书的主要特色在史补。鉴于《汉晋春秋》原著早已亡佚,如果仅对其断简残编之辑本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整理,如字面的注译和翻译,难得要领,无太大意义。故柯美成的整理工作虽以校勘佚文为基础,但重点则放在史料的补充与笺注上,以史补史、以史解史,着眼于一个“通”字。
所谓“通”,取疏通、贯通、会通之义,即对《汉晋春秋》辑本及每条佚文的整理,不仅作静态的文本考察,而且“将其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1000余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评价语境中”,以史补、笺注为手段,通过补充史料,将仅有十几个字、几十个字、充其量几百字的片断佚文,扩充为相对可观的册页,做到对佚文所涉历史事件、人物行为的叙述相对完整,从而实现了打通历史脉络、探其幽赜、索其微隐的目的,使普通读者能饶有兴味,使研究者能开阔视野。
《汉晋春秋》佚文第18条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为考定习氏此一记载,《汉晋春秋通释》之“史补”首引《通鉴纲目》纪事,对刘备隆中三顾而得见卧龙,与之问对天下大势,从细节上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再如三国故事中最为人熟知的“借荆州”一说,《汉晋春秋》与此间接相关的佚文第23条仅56字,而《通释》“史补”为之所采录的文字则多达4800字,史实的补充主要录自《纲目》,史论的补充则上起北宋李纲、秦观,下迄近人刘咸炘、吕思勉,从而把此一传闻之妄梳理得一清二楚,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又反映出历代人的认识过程,读之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可以说,《汉晋春秋通释》为通常所谓“三国时期”这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界,还原历史研究的丰富性,同时思考许多关于历史本身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对今人理解这一段历史,乃至理解整个中国历史,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所以,学界评论《汉晋春秋通释》是从表面层次深入到内里层次,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以窥见原著者习凿齿的历史观,体察《汉晋春秋》虽久已亡佚而享誉不衰的史学价值。
(祝晓风,《汉晋春秋通释》,[晋]习凿齿著,[清]汤球、黄奭辑佚,柯美成汇校通释,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