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但作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则是近十年的事。文学与绘画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源近而流远，也是自然之理。在文学史和绘画史上，二者的关系又十分复杂。绘画通过造型、色彩、线条、节奏、韵律、光影等，表情达意；而文学则主要通过语言（文字或声音）塑造形象，表达情感。但二者之间都有“体”可寻，文学以情志、事义（题材）、词采、声气（宫商）构成“文体”（《文心雕龙》说），绘画也以情志、事义、色彩、韵律构成“画体”。所以，探讨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值此端午来临之际，本期我们推出了三位年轻学者的文章，或梳理历代《楚辞》图像的流变及价值，或就敦煌壁画与早期戏剧的关系进行挖掘，或从总体上探讨文学与绘画之关系，都是对文学与绘画关系有意义的探讨。（伏俊琏）
屈原既没，文士多“就其兴趣所至，绘之为图”（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民间亦建置祠庙、制作工艺品，以为纪念；如此一来，诸多关涉屈原及《楚辞》之图像，包括人物像、石刻、书画、芳草谱、天象地理图、版画，以及雕塑、屏风、刺绣等便应运而生。
晋人常林《义陵记》载：“项羽弑义帝，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武陵即战国楚之黔中，郡人建亭招屈原魂魄，需“像设君室”，绘制屈原像，则最早的《楚辞》图像在楚汉之际便已出现，其形制当与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相类。
到了汉代，豫章建成县、长沙罗县、益阳县湘山皆建置三闾大夫庙或屈原庙，其中当有泥塑、木雕之屈原造像。又《后汉书·延笃传》载：犨县人曾绘“有志行文彩”之延笃像，以配飨屈原，则庙中当有祀主屈原之画像。
魏晋六朝时，出现不少取材于《楚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图像，如东晋司马绍《息徒兰圃图》、戴逵《渔父图》、顾恺之《招隐图》、卫协《张仪图》、南朝史艺《屈原渔父图》等，惜乎久佚。而据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袁山松语“（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其中当有女媭之神主、画像或造像。
《楚辞》书法，学界亦多将其归于图像范畴，“所以异于书籍板本者，此为中土特殊之艺术，人以艺术视之，不可作为板本校勘视之”（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今所能见之最早者，乃唐欧阳询楷书《离骚》《九歌》，尽管真迹难觅，然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拓本看，骨气劲峭，法度严整，极具风神。不仅如此，较早的《楚辞》工艺品，亦出现在唐代，李白《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诗中言及“阳台”“锦衾瑶席”“楚王神女”，则此“巫山屏风”，当绘有与宋玉《高唐神女赋》所载“襄王梦遇神女”事相关之图像。此外，唐五代屈原祠庙中，还出现湘君、湘夫人造像，“黛眉斯敛，若含黄屋之愁；绣脸如生，将下翠筠之泪”（萧振《修黄陵庙记》），多愁眉凝望之态。
有宋一代，《楚辞》图像可谓彬彬大盛。书家写《楚辞》，真、行、草、隶、篆，诸体皆备，如苏轼有行书《九歌》《九辨》，颜乐闲有篆书《离骚》，米芾有行书《离骚经》及楷书、篆书《九歌》，吴说有楷书《九歌》，朱熹有行书《离骚》首章。画家绘《楚辞》，其中既有屈原人像，如周紫芝曾见《三闾大夫画像》，李弥逊曾见屈原像（《筠溪集》卷十一）；又有屈原故事像，如梁楷《泽畔行吟图》，郑思肖所见《屈原餐菊图》等；还有“《九歌》图像群”“潇湘图像群”及“《楚辞》香草图像群”，如马和之《九歌图》、张渥《湘妃鼓瑟图》、米芾《潇湘图》、陈彦直《楚芗图》、赵孟坚《兰蕙图》《石兰图》等。宋玉作品也被纳入图像表现范畴，如金陵王齐翰有《楚襄王梦神女图》、陈天陵有《巫山图》，皆取材于《高唐神女赋》。更值得称道的是，“大才逸群”的李公麟绘制了多本《九歌图》：十一段纸本，止描神鬼之像，无景界，有伯时自书《九歌》；十段纸本，首为藉地作乐者九人，次为《九歌》中除《国殇》《礼魂》外之九神，笔迹极精细；六段绢本，依《文选》所选六神绘制，有山水树石屋宇等景界，曹纬书《九歌》。其格韵高妙，灵秀生动，为诸多画家所模拟。又曾宏父《风墅帖·画帖》载：“上则宣和戏墨，道子《风石图》，伯时《九歌图》十二段，下则羲之《兰亭图》，并叙文考订。”可证其时亦有石本《九歌图》。
及至蒙元，《楚辞》图像出现新特征：屈原图大量涌现，既有单幅屈原像，如张渥《屈原像》，所绘人物“深衣练裳、容色憔悴”，又有屈原故事图，如陈昌《屈原渔父图》，以及《屈原行吟图》《屈原渔父问答图》等；李公麟《九歌图》摹本盛行，如钱选《临龙眠九歌图》、管道升《九歌图》、马竹所《九歌图》等，张渥则有多幅摹作传世，“规制龙眠，在伯仲间”（《过云楼书画记》）；佛道人士也参与“《楚辞》香草图”创制，产生道原《墨兰蕙》、无诘《沅兰湘竹图》、明雪窗《兰竹图》、钱塘上人《墨兰》、明上人《兰图》等画作。
到了明代，《楚辞》成为艺术家热衷于图像表现之素材。“明四家”皆有《楚辞》图像：沈周有《屈原像》《渔父问屈原图》；仇英有《九歌图》数本，笔势泛澜可爱；文征明既有法书小楷《离骚经》及行草《离骚》，又有《湘君湘夫人图》；祝允明曾于弘治三年作行书《离骚经卷》、弘治九年作行草《离骚经》、正德二年以小楷随录《宋玉诗赋》，而其于嘉靖四年所作楷书《离骚经》，见者称为“皇明书法之冠”。文士尤爱图像《九歌》，出现卢允贞《九歌图》、朱季宁《九歌图》、杜堇《离骚九歌图》、吴希纯《九歌图》、周懋甫《九歌图》、王雅宜小楷《九歌》、王禄之行书《九歌》等作品，而“二湘图像”，如《湘君图》《斑竹图》《湘潭暮雨竹图》《湘妃泣竹图》《白描湘妃图》等，也多涌现。至若其他屈原、宋玉图像，如陈洪绶木刻《九歌图》中有《屈子行吟图》，隆庆版《楚辞集注》中载蒋之奇刻《屈原像》，弘治戊午《历代名人像赞》、万历癸巳《历代圣贤像赞》、明彩绘《历代圣贤图像赞》中皆有屈原像，萧云从《离骚图》有“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合一图”。此外，庙宇所供奉之屈原画像、造像，以及关涉屈原与《楚辞》之工艺品，如明弘治、隆庆年间织绣《屈原问渡图》，明秭归屈原祠石雕屈原像等，则更为繁多。
清代的《楚辞》图像更为多样：出现了古典艺术领域中数量最多、题材最广泛的《楚辞》图像集，即门应兆受乾隆之命补萧云从《离骚图》不足而成的《离骚全图》，凡一百五十五图，“体物摹神，粲然大备”，而罗聘、李选、周瓒、钦揖、秦余女史等所绘制之《离骚图》，所涉内容亦为多样；“读骚图”大量涌现，如邢陶民《扁舟载酒读离骚图》、汤太翁《饮酒读骚图》、陈穆堂《逢衡读骚楼图》，其中还有女性所绘制者，如吴苹香《饮酒读骚图》等；“《楚辞》香草图”多由元明之际单纯表现香草而转变为佩戴、种植香草，如家石甫《山鬼佩兰图》、钱芷汀《纫芷图》、方宜田《贮兰图》、翟涛《树蕙图》、卢斋《滋兰树蕙图》、黄爵滋《思树芳兰图》等；出现文人集体书写《楚辞》现象，如王仁堪、洪思亮、吕佩芬、蒋艮、周克宽等《分书屈原赋二十五篇》；“端阳”节日也成为图像表现的素材，如潘道远《端阳图》、王概《龙舟竞渡图》等；民间刺绣中，也涉及《楚辞》，如余氏女子曾绣《高唐神女图》，而谭献、陈维崧、董以宁、彭孙遹等皆有题词。
总体看来，文化史上的《楚辞》图像呈现出如下特征：其一，题材类型多样：既有屈原等人物像，又有《楚辞》作品图像，还有衍生图像，如“饮酒读骚图”“滋兰树蕙图”“天象地理图”“端午图”等；既有以独立画幅形式呈现者，又有多幅册页，还有与文本结合，即《楚辞》图像与《楚辞》注本、屈原题材戏剧等共存者。其二，阶段性特征明显：汉唐时以人物造像为主；至宋时，《楚辞》图像的各个母本已初步生成；到了元代，古典艺术领域中的《楚辞》图像已基本定型；明代《楚辞》图像呈现出个性化与多元化并进的发展态势；清代《楚辞》图像在创作数量倍增的同时，出现了世俗化倾向。其三，多为感于时事而有所托之作，可谓是以图像来“拟骚”，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屈原精神”亦借此而在艺术领域中得以传承与嬗变。
这些图像文献中既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艺术理念与主体审美趣味等信息，也体现出了诸多楚辞学观点，“灵均旨趣，亦藉以考见其比兴之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同时，围绕这些作品，还衍生出不少诗歌、散文、诗文评、艺术理论，以及帝王、文士、艺术家间的交往活动材料，如围绕《九歌图》，就有题画诗如宋郑思肖《屈原九歌图》、章甫《题九歌图》，元程巨夫《九歌图》、方回《离骚九歌图》、柳贯《题离骚九歌图》、虞集《为题马竹所九歌图》，明卢挚《题李伯时九歌图》；题跋文如宋陈著《李伯时九歌图跋》、黄伯思《跋龙眠九歌图后》、楼钥《龙眠九歌图》，元方回《题九歌图》、吴澄《书李伯时九歌图后》、王恽《题李龙眠画九歌图》，明贝琼《书九歌图后》等。其中既涉及对《九歌》创作意旨、时地、所祀神灵、篇章分合、与沅湘民俗之关系等问题的论述，又包含时人对画风流变、饮酒读骚之“名士风度”、端午风俗诸问题的认识。这些材料对学界深入认知楚辞学、艺术学与文化学中的相关问题都有重要参照价值，当不容忽视。
（作者：罗建新 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