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而有水之处,必有桥的身影相伴。江南水乡的桥,温婉身姿如同宣纸之上的写意勾勒;山林溪流的桥,古朴简约仿佛天地之间的清音雅乐;险峻峡谷的桥,飞龙走蛇就像泼墨时的豪情挥洒。
自古以来的桥,渗透了代代传承的多少智慧。中国古桥,从“梁”而来。古代的信史或诗歌中多现“梁”的记载。垒石培土,绝水为梁,或架木跨水,过河而不湿足濡衣。《竹书纪年》中记录了周穆王时“以鼋为梁”的做法,现今在我国一些山区和景区园林中还有类似的桥式。这种原始跨河桥虽可达到跨河越谷的目的,却并不具备桥梁的本质——架空飞越。之后随着铁器的广泛应用,为丰富桥梁的建造材料准备了工具,促进了桥梁工艺的发展。
中国江河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水系达1500多条。秦岭、淮河以南,河流密如蛛网,而道路必须依赖桥梁作为联系手段,桥梁直接关系到道路的通塞,关系着民族的健康繁衍。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功能需求,桥梁技术不断进步,一方面深水技术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桥的形式越发多元,使得在深水中建设长桥成为可能。
中国古代已经具备了各种桥式,包括梁、拱、索、浮。那时的桥梁建设者们科学地利用竹、藤、木、石和人工冶炼的铸铁或锻铁等,发挥材料的特长,根据丰富的成败经验,因时、因地制宜地衍变出多姿多彩的桥梁。
值得世人称道的古代桥型,除了以赵州桥为代表的敞肩式石拱桥外,还有以北宋东京汴梁虹桥为代表的桥型。这是一种斜撑悬臂梁桥的变种,可惜这个桥型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科学的定义,只有一个很文学的名字——“虹桥”。现在甘肃、浙江等地还有类似桥梁遗存。不过,这种木结构桥梁比石拱桥更脆弱,汴梁虹桥即使不毁于黄河泛滥,也会因为木材腐朽而踪影全无。
今天能留存下来的古桥,经历了千百年考验,在这极少部分的遗存中,多数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和修补,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桥梁已是凤毛麟角。
侗乡风雨桥,流行于湘鄂黔桂等地,是桥梁艺术中的独特风景。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长椅,可供人们憩息,既是行人过往歇脚之处,也是迎宾场所。各地的风雨桥以杉木为主要建筑材料,建桥时,不用铁钉,只在柱子上凿出大小不一的孔眼,以榫衔接,斜穿直套,一丝不差。坐在风雨桥的长椅上,看流水蜿蜒,田园耕作,别有一番情趣。
桥梁的跨越特性,要求桥梁自身要有轻捷的结构。在工业革命之前,桥梁无法摆脱建筑材料的厚重,只能在结构上努力减轻和调整。随着对桥梁跨越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桥梁的坚实耐用和减轻自重成为一对矛盾。
古代桥梁多以木、石为料,为了解决石材的自重问题,发明了“拱”,使得建筑大跨径石桥成为可能。但是,拱桥的大跨径是以牺牲其整体性为代价的,整体性的减弱势必降低桥梁的稳定性和坚固程度。拱桥用于支撑自身重量和荷载的是拱券,支撑拱券的是两岸的桥台,桥台的稳定性决定着桥梁的稳定性。在河水的长年冲刷下,所有的桥台都会发生位移、塌陷,理论上讲,所有石拱桥都不会长久,更不用说地震、洪水对桥梁的毁灭性破坏。
有“旷世佳构”之称的赵州桥,能屹立至今,一方面有其设计水准高、建造质量好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免遭自然灾害破坏的偶然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许多建筑质量同样优秀的桥梁,因为没有赵州桥那样幸运而灰飞烟灭。兴盛于唐宋时期江南的薄墩联拱桥也是由于同样原因现存很少,现在能看到的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甚至更近的时间内作过重大修整的,有的则是“仿其旧制”重建的新桥。
除了自然客观环境的原因,桥梁被毁坏的另一个原因是战争,古今中外皆然,毋庸赘述。较近的例子就有茅以升先生为了抗日,亲手炸毁自己的杰作——钱塘江大桥。
桥梁保护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桥梁结构的特殊性、功能性,导致桥梁总是以相对脆弱的自身,直面相对危险的自然环境。而桥的意义,则在历史文化的进程中不断被丰富着。提到桥,不再是简单的过河工具,它成了“连接”的代名词,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通道,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象征。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从古到今,桥与人们的生活是如此密不可分。“长桥卧波,未云何龙”“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在文人雅士的笔下,桥的意象激发了穿越时空的想象。桥里有数不清的故事与记忆,一座桥,能帮你读懂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内涵。古桥之美,不仅在其功能和造型,也因其在长久的生活中,早已演化成中华文化图谱中最美的一道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