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称帝，建立隋朝。灭南陈统一全国后，即在首都大兴城(长安东南)建立国家寺院——大兴善寺，并在五岳胜地各修建寺院一座，在全国建111座舍利塔。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万多卷，营建修复石像150多万尊。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迁都洛阳，他继承文帝崇佛政策，兴寺建塔，传播佛教，尤其设立东都内慧日道场，成为皇家宫廷佛教研究院；在上林苑设立翻经馆，“其中僧有学士之名”，全国的译经中心由大兴转移至洛阳。

　　隋炀帝在登基前的身份是晋王，曾任扬州总管。其间，他多次致函，奉天台宗创始人智颐为师，请他到扬州为自己授菩萨戒。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智颐在扬州总管寺城设千僧会，举行授菩萨戒仪式，法事做毕，即在杨广府邸“躬传戒香，授律仪法”，为杨广起法名“总持”，杨广则尊称他为“智者”。开皇十九年，杨广在扬州设立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邀请学问僧、律僧在其中研究、弘扬佛教，自己藩府出资供养。

　　隋炀帝设立东都内慧日道场，其高僧均为南方人，且大都是原扬州内道场人，《续高僧传》等书著对此均有记载。如智脱，“江都郡(扬州)人”，7岁出家，游学南北，遍学经论，名气远扬。杨广在扬州“初慧惠日，众所推焉”。如智脱随炀帝来东都，亦在内道场，死后葬在洛阳金谷里邙山。如发澄、道庄、立身3人均为“扬州建业(今南京)人”，都曾被杨广征入扬州内道场，后“因随驾至洛”入东都内道场。

　　智果为“会稽剡(今浙江绍兴)人”，他除具备佛学修养，还通晓经史文学，其书法“势逼右军(王羲之)”。杨广在扬州当晋王时，曾令他写字，不料，被他断然拒绝。杨广恼羞成怒，把他囚禁。迁都洛阳后，已成为隋炀帝的杨广念他为佛门弟子，不趋炎附势，心静如水，又诏他至东都内道场，继续做他的高僧。

　　智骞也是位“江表”(古人称长江以南地区为江表)才子。他佛学、语言文字兼优，被召入东都内道场后，朝廷的文臣在编纂校勘书著时，遇到言义不通的情况，都向他请教，问题往往迎刃而解。他“造《众经音》及《苍雅》《字苑》，宠叙周赡，达者高之，家藏一本，以为珍璧”。

　　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佛教，风格异趣，南方重理论，北方重实践，即所谓南义北禅。隋炀帝对南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也有好感，因此，他把南方的高僧带到东都内道场，意在以南方佛教改造北方佛教，消泯二者的差异，融会为统一风格。

　　说到此，中国僧人烧戒疤的习俗大约也是从隋朝起在全国传播的，在天竺和其他佛教国家，本没有烧戒疤这一做法。据说，在南朝梁武帝时，由于他对佛教狂热，曾大赦天下死囚，令其信佛当和尚。但又怕他们逃出寺院，重新犯罪，就以黥刑(在脸面刺字)为范本，在他们的头上烧上结疤以便识别。之后，这一做法逐渐扩大到所有僧人，1380多年过去，直到1983年12月才被中国佛教协会废止。

　　隋炀帝还在东都上林苑设立翻经馆，会聚一批中外高僧。中国僧人最著名的是彦琮，他担任主事。外国僧人最突出的是南天竺僧达摩笈多。达摩笈多在这里工作了14年，直到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去世，共译经7部32卷，“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他还向彦琮畅谈他的经历，对所游离的国家和地区，如数家珍。彦琮据此撰写《大隋西国传》，计10篇，有国政、学教、礼仪、方物等，“斯郎五天(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之良久，亦乃三圣之宏图”。

　　彦琮精通中文和梵文。有天竺王舍城沙门前来拜见隋文帝，回国时，请求索要隋朝《舍利瑞图经》和《祥瑞录》，文帝命彦琮译成梵文，赐诸西域。东都翻经馆建立后，彦琮译经废寝忘食。隋朝平定林邑(今越南中部)后，获佛经564夹，合1350余章。隋炀帝下诏交彦琮披览翻译，他撰成5卷目录，分为经、律、赞、论等类，译成中文合2200多卷；在翻经馆，彦琮共译经23部。他还通过自身的实践，写成《辩证论》首次提出中国的系统翻译理论，“以垂翻译之式”。（徐晓帆 司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