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乱世,洛阳牡丹濒临绝迹。元朝洛阳学者姚燧,一心只为牡丹红,29年中,足迹遍及中原各地,寻找那传说中的奇妙精灵、国色天香。他在洛阳、燕京、长安、邓州四地,找到百余株牡丹,写出了元朝唯一的牡丹花谱,这就是他的文集《牧庵集》中的《序牡丹》。
1 诗书传家写春秋
姚燧(公元1238年至公元1313年),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三岁而孤,依伯父姚枢成人。姚枢,元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
蒙古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任姚枢为大司农,十分器重他。后来,忽必烈听从姚枢等学者的意见,改国号为元,姚枢被任命为昭文馆大学士。
姚燧长期跟随姚枢,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被荐为秦王府学士,先后担任汉中提刑按察司副使、翰林直学士、大司农丞、翰林学士等官职;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出任江东廉访使、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拜太子少傅,授荣禄大夫等职。姚燧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清人辑《牧庵集》三十卷。
姚燧以散文著称。宋濂撰《元史》说他的文辞“有西汉风”。黄宗羲在《明文授读序》说他的文章“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
姚燧还是散曲名家,在内容等方面以咏史怀古与隐居乐闲两类为多,无论是抒发世事兴衰变幻之哀愁,或是表现田园山林之趣,大抵不出古代士大夫“儒道互补”的精神范畴。
2 万里风尘寻牡丹
《序牡丹》是姚燧的代表作,写成于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他寻访牡丹之时,南宋尚未灭亡。他写此文时,尚未到江东、江西任职,也未到过江南。因此,《序牡丹》只反映元朝中原地区的牡丹历史。
《序牡丹》记述了姚燧几次见到牡丹的情况:中统元年在洛西刘氏园;3年后在洛阳故赵相南园;又3年后在故相燕都杨大参宅;又20年后在长安毛氏园、洛阳杨氏栏;又数年后在邓州的三家园林,见到不同品种牡丹的情况。
其中牡丹最多的是长安毛氏园,有近百株,但每株高不足两尺,都是单叶牡丹,花瓣“参差不齐,无绝奇者”。所谓单叶、千叶是指花瓣而言,花瓣平开的为单叶,花瓣重重叠叠的为千叶或多叶。一般而论,千叶牡丹为观赏牡丹,是经人工嫁接而成的;单叶牡丹为野生牡丹。显然,长安毛氏园的牡丹是直接从山上挖来的野牡丹,是药用的。
长得最高的是故相燕都杨大参宅的牡丹,这是一株高五尺的牡丹,名为状元红,又名千秋状元红。“故相燕都杨大参”指的是原金朝大臣杨叔玉。当金朝从燕京南迁汴京时,他留守燕京,“权参知政事”。结果,蒙古军攻城,这个“杨大参”不战而降。燕京也是一座遍植牡丹的花城,蒙古人正好用它们喂马和烤羊肉。这株从洛阳移植的状元红,是整个燕京留下来唯一的牡丹。
品种较全的牡丹在邓州的张氏、萧氏、陈氏三家种植,共有衡山紫二株,鹤翎红一株,还有浅红色、白色各一株。鹤翎红,见于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载:“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衡山紫出自南阳雉衡山,是在北宋末年由邓州花工培育的。明清两代花谱不见其芳踪,显然未能传承。
3 故乡牡丹更堪怜
北宋时,洛阳牡丹甲天下。金朝时,牡丹虽已不盛,但作为洛阳人,姚燧认为,这里仍有大片牡丹在等待着故乡的亲人。所以,姚燧寻访牡丹的第一站就是洛阳。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的春天,他来到洛阳,看到的只是废墟。城外是蒙古人的牧场,蒙古骑兵纵马驰骋。
姚燧回洛阳之前,读过所有的牡丹谱记,他知道牡丹原产于洛阳周边山区,于是他从龙门山走到缑山,又从缑山走到邙山,但未见其影。于是,他向洛阳西部一路寻去,终于在洛西刘氏园(今宜阳至洛宁一带)找到了一株牡丹。这里曾经是牡丹的培育中心,牡丹名品寿安红、大宋紫就出在这里,但当时已风光不再。这株牡丹长在洛西刘氏园里,名叫寿安红,是出自宜阳寿安山的名品。这是一株高四尺的老牡丹,可谓劫后余生。
3年后,姚燧再一次来到洛阳寻访牡丹。由于忽必烈的政策发生变化,不再把所有耕地变成牧场,派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宰相)赵璧到洛阳,劝课农桑。赵璧在洛阳建立宅园,这就是《序牡丹》说的“洛阳故赵相南园”。
赵璧与姚燧的伯父姚枢同朝为官,因此姚燧受到热情接待。他在这里见到一株高四尺的左紫,是刚从某地移植而来的。左紫,又名左花,曾经是早期的花王。《序牡丹》载,这株左紫,后来被移到嵩山庙中。
20年后,中原农业经济有所恢复,姚燧又一次来到洛阳,在洛阳杨氏栏见到一株玉板白。玉板白是单叶白牡丹,花瓣洁白,温润似玉,有深檀色的花心,是白牡丹的代表。这户姓杨的居民,其宅园是用栏杆围成的,非常简陋,因此称“杨氏栏”。姚燧见到的这株高不足两尺的单叶牡丹,是移栽不久的野生牡丹。这说明元朝中期,洛阳牡丹经过阵痛后,已出现复苏迹象。
“故乡牡丹更堪怜,三株牡丹伴洛阳”,这就是姚燧笔下的元朝洛阳牡丹史!但是,洛阳牡丹在等待!几十年后,元朝灭亡,洛阳牡丹开始中兴,洛阳牡丹再一次绽放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