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年前有一羊倌卜式，曾被汉武帝刘彻赐爵“关内侯”，任为“御史大夫”，地位不低于如今的副总理。早年的周恩来曾诗赞卜式：“男儿爱国事丛丛，岂必枪林弹雨中。卜式毁家抒世难,义声唤起待洪钟。”（《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可见这个卜式并非一般人物。
卜式曲学阿世？
一介羊倌何以能爬上如此高枝？有史家指其曲学阿世，证据是《史记》将他写进《平准书》，《汉书》把他列入公孙弘、倪宽合传，理由是公孙弘曲于对策、卜式曲于助边、倪宽曲于封禅。总之，他们是一类人，卜式并非扎根基层、艰苦奋斗的成功人士，而是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人们不解的是，卜式并非学人，何来曲学阿世？
卜式从政前只是一个放羊大户，因善于经营而成为洛阳首富。令人生疑的是，他的事迹似乎总与国家时局紧密相关。汉廷北伐匈奴，致使国库紧张，卜式主动请求捐出一半家产支援前线。慈善动机往往遭遇质疑。刘彻派人问卜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无）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汉书》卷五十八，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版）
从这段对话来看，卜式的动机不仅“政治正确”，而且高风亮节，可谓无私奉献之楷模。正是官方对其捐资动机之质疑，才显出卜式的人性光辉。这段对话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卜式所秉持的信念与价值。而他之后的行为，都可从其信念或价值中得到解释。然而，在当时，武帝却听了公孙弘的建议，认为“此非人情”，不足效法，竟然拒绝了卜式的请求。
“牧羊治国”助卜式走上仕途
汉军取得河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匈奴浑邪王投降，为安置俘虏与移民，耗费很大，府库空虚。当此之际，富豪之家争相藏匿钱财，又是这个卜式，主动向官府捐献20万。刘彻在河南上报的扶贫名单上，看到了卜式的名字。如同所有的政治家一样，武帝很懂得榜样的作用，他抓住卜式这一典型，封官赐爵，奖赏良田，诏告天下，以其事迹教化百姓。而卜式不仅返还了朝廷的奖赏，而且拒绝担任官职，最终还是以中郎身份，布衣草鞋，在皇家牧场（上林）放羊。刘彻对他放牧的效益很满意，他告诉皇上：“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
卜式这套“牧羊治国”理论，使他正式走上仕途。他在担任缑氏、成皋令任内，政绩突出，又被任为齐相。恰在此时，南越战事又起，卜式随即上书，请求武帝批准他父子和齐国熟习舰船的人前往疆场效命。卜式此举获得武帝的高度赞赏，他在诏书中称，“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并下令“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一旦成为典型，往往是马太效应、锦上添花，荣誉、金钱、地位，纷至沓来。武帝此举无疑强化了卜式的晕轮效应。说来巧合，在武帝平息叛乱的几年中，北伐、西征、南下，几乎每次战役卜式都有上佳表现。因此，卜式不久即登上了其人生的顶点——升任御史大夫。
秉公上书 被贬失宠
一个牧羊人，封侯拜相，身居高位，原因何在？班固认为，卜式“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这并非毫无道理。除了“德才兼备、需要机会”这层意思，任何时代，官方确立推崇的典型，其言行往往是官方价值的外化。卜式作为草根阶层而崛起，没有代表性，他从慈善家、爱国者到高官，一路走来，一帆风顺，正是基于他的行为与官方价值的一致性。一旦他进入皇权内部，特别是担任御史大夫之后，权力运行的规则与其内心秉持的信念不一致，势必发生冲突。而这时，他的人生轨迹就不会那么顺遂了。
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是武帝时保障财政收入的基本政策，带有鲜明的国家垄断色彩，自然弊端多多。司马迁写道：“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彊（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算缗，一种财产税），商者少，物贵，乃……言船算事。上（皇上）由是不悦卜式。”（《史记》，中华书局1959版）随后他被贬为太子太傅。失宠的卜式，竟然不开眼，第二年，他借天气干旱、官方求雨的机会，又上书弹劾皇上信赖的财经官员桑弘羊，指斥其纵容官员经商、与民争利，且用语苛刻，“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不能说卜式的主张没有道理，这种颇近于“政府退出市场，鼓励公平竞争”的理念，终因过于超前而沦为空想市场主义。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此评论道：“卜式输财助拓边，弘羊主计散官钱。相违却有相成妙，何事相攻笑后贤。”（《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
由此可见，这个曾被汉武帝树立的楷模，并不是没有缺点与不足，不过，他的不足并非曲学阿世，恰恰相反，而是秉公上书、仗义执言。在这一点上，班固指卜式之“质直”是准确的。不过，在官场被视为不足的，恰恰体现了他的理性与良知。（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