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630--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大原南郊区）人。至今，其故里狄村尚有一株古槐，枝叶繁茂，世代相传为狄母手植。而古槐旁仍有石碑一通，上刻“狄梁公故里”。
狄仁杰出生于庶族官僚家庭。祖父狄孝绪，任太宗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官至 州长史。仁杰自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一俟长成便以明经举第，出任汴州参军。初步仕途不久，即被污吏诬诉羁管，由黜陟使阎立本受理传讯。召讯期间，仁杰直言据理，申诉冤情。阎立本亦发现事属诬告，仁杰确实才学出众，实为“沧海遗珠”，遂举荐他为并州法曹参军。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携皇后武则天出游汾阳宫，途经并州太原。并州长吏李冲玄，因去汾阳官路经境内妒女祠，深恐皇后遭妒女之嫉，发生不测，使征发吏民数万新筑御道，取悦皇帝与皇后。狄仁杰却竭力反对，不以为然地说：“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避邪？”俱令作罢，免去了一场劳民伤财的繁重劳役。高宗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赞仁杰“真丈夫矣”。
仪凤元年（676年），狄仁杰擢升为大理丞，掌管国家刑法之权。到任第一年，便亲躬审案，处理前任积案无数，牵涉人命17000多。他明察善断，循律准确，拆诉冤狱，颇得时人称赞，一时名声鹊起。就是这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两位将军，因误砍大宗昭陵柏树，引得高宗大怒，立命将他们处死。仁杰接到高宗斩杀两将的诏命，据理奏道：“国家法度已明，二人罪不当死。”’高宗闻奏满脸不高兴地说：“诏命已出。”狄仁杰犯额直谏：“今误伐一拍，便杀两将，若盗一扑，何以处之？不当杀而杀，是法不信于人。我不能奉诏陷陛下于不道，恐后世议论陛下何为人主乎？”高宗闻言顿觉有理，遂收回成命，改处流刑。至是，仁杰之名，初震京师。
后来，仁杰卸任大理丞之职，放任地方官，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地处陇右之西，为汉戎杂居之地。仁杰到任后，体察民情，抚如戎落，内外相安，甚得当地吏民欢心，郡人纷纷赞颂他的德政，并勒碑铭记。直至狄仁杰离任宁州重人朝为冬官（工部）待郎之后，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百姓仍“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将仁杰的政绩奏上朝廷，还竭力推荐他升为文昌（尚书台）左丞。
垂拱四年（688年）六月，武则天特派狄仁杰为江南巡抚大使，巡视吴、楚之地。仁杰到江南后，看到当地史民选情异常，祀祭神祠之风嚣上，实为伤财害民之举。遂奏诸武则天准予废毁。武氏闻奏当即核准，于是，狄仁杰断然焚毁“淫调”1700多处，只留下值得纪念和歌颂的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子胥等4种神词，以享供祀。
垂拱四年（688年），是武氏则天废中宗李显之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第五个年头。五年来，武则天为打击世族官僚地主的特权，扶植庶族官僚地主的力量，发动频繁的政治攻击。具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贵族世家，同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新官僚集团之间，矛盾日趋激化。是年七月，唐朝贵族、博州刺史越王李贞，豫州刺史琅玡王李冲等，起兵发难，讨伐武氏，图谋匡复中宗。然而，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李冲起兵不过八天，便作鸟兽散。李贞在博州狼狈响应，不数日也兵败自杀。豫州吏民听说由宰相张光辅为统帅的唐军将要到达，纷纷出城降迎。而张光辅所率的三十万唐军，却不论青红皂白，贪功抢掠，屠杀无辜百姓。之后，又以查寻李贞党徒为名，四出抄家掠物抓捕人众，连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余口。一时间冤狱甚起，受害者无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狄仁杰巡视江南归朝，卸去江南道巡抚大使的职务，授命于则天武后，赴豫州任刺史之职。到了豫州，他看到哀鸿遍野，无辜受累者甚众，内心非常不安。于是，一面命令部下给那些死囚开释刑具，一面秘密上书武则天，奏明原案的“诖误”，请求武氏“仁恤”。武后深知仁杰刚正，相信所奏属实，遂下诏改杀为流，全部流放丰州。当这批囚徒流往丰州，途经狄仁杰曾经治理过的宁州时，宁州父老热情迎接安慰他们，并感慨地说：“我狄使君活汝辈矣！”当时豫州囚徒和宁州父老，相携同往，痛哭于为狄仁杰所树的德政碑下，以示感激之情。
对狄仁杰密奏豫州冤案，得准武后宽赦的磊落行为，奉命讨伐李贞的三军统帅、当朝宰相张光辅，大为不满。他指责仁杰以州将轻视元帅，恶言中伤，无所不有。仁杰不畏强权，辩解说：“乱汝南者本越王李贞，今李贞死，而万贞生。”张光辅不解何意？仁杰说：“你总兵三十万，讨伐目标是李贞。豫州民闻唐军至，踰城出降者四面而至，可你却纵兵杀掠，血流遍野，岂非万贞乎！我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你的脖子上。”作为一个新到任的州刺史，竟敢为民申冤、怒斥宰相，这是何等不畏强梁，敢于抗上的品德。张光辅虽然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但心中却怀恨仁杰不已。他还朝之后，连连奏本，妄告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抗上。武氏轻信于张光辅一面之词，先贬仁杰为复州刺史，又谪降为洛州司马。
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终于发现，自己偏信张光辅妄告，使仁杰蒙含不白之冤。遂知错立纠，把仁杰调回京师，委以重任，擢升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宰相）。长寿元年（692年）春季，武则天的宠臣、酷吏来俊臣罗织罪名，诬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和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谋反”。此时，正值武则天改后称周亲登帝位的第三年，她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利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对唐朝元老勋贵及李氏宗室，横加诬陷，大开杀戒。仁杰等既以“谋反”之名获罪，遂立即遭到逮捕。仁杰被捕下狱后，武氏仍对仁杰谋反之事心存疑惑。她亲命给事中李峤、大理寺少卿张德裕等调查落实，详察仁杰是否确实谋反。岂知张德裕、李峤之流，惧怕得罪酷吏，日后不得安宁，明知仁杰等清白无罪，被诬含冤，却仍附和来俊臣的诬陷不实之词。依据当时所定法条，讯问即承认反者，得免刑死；如不承认，即遭毒刑。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仁杰一问即招：“大周建国，万物维新，我是唐室旧臣，谋反是实。”仁杰一刑未受，即承认谋反之罪，于是狱卒不再对他严加防备，等待的只是“报有司徒刑”。那知仁杰机敏过人，一待看守松懈，立即乘机从衣服上撕下一块绸布，写好申冤之状，密藏于冬穿的棉衣之中。然后把棉衣交给狱吏说：“时天方热，请转告家人去其棉。”仁杰的儿子狄光远，为父拆洗棉衣时，发现了申诉状，遂持状上告。武氏闻告立即召见仁杰并问：“既无反事，何故又招反是实？”仁杰回答：“不承认，则吃于鞭笞拷掠。”于是，武氏下令释放与仁杰一案牵涉之人，免于死罪，或贬为地方官，或流放充边。狄仁杰虽免于身死，却从一朝宰相之尊，贬为彭泽县令。
武氏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兵陷冀州，河北震动，朝野皆惊。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魏州刺史，戍守北边，抵御契丹。仁杰到任后，收拾民心，悉放被迫进城守备的农民归返家园。一反前任驱民入城，缮修守备，僵蚕自缚的挨打战略。很短时间内军民振奋，百姓欢悦。契丹引兵来攻，发现情况不妙，遂引兵北退，使魏州不战自守。武则天闻仁杰兵不血刃，契丹自退，遂擢升仁杰为幽州都督，亲赐紫袍、龟带，亲笔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以示表彰。第二年十月，调仁杰回朝，初为鸾台侍郎，旋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恢复了宰相之职。
立废太子是中国每个封建王朝的举国大事。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武承嗣，数次使人游说武氏，争立已为太子。仁杰素知“二武”之心，遂以国家前途为重，从中阻止，对武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直谏：“你为元首，我为宰相，立太子是国家之本，岂能不预知乎？”他还以传统的人伦之情劝武则天说：“姑侄与母子那个亲？陛下若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常享宗庙；而要立侄，没听说过侄为天子，而 姑于庙者也？”狄仁杰语重心长的劝告，终于使武氏省悟，召庐陵工李显回宫，立为太子。粉碎了“二武”妄想争当太子的美梦，防止了一次动乱。
武则天晚年，日趋昏愦，奢侈无度，但信任狄仁杰愈重。久视元年（700年），擢升仁杰为内史。是年夏，动资巨万，求佛僧为其制不老之药；秋，欲奉佛教为国教，并准备修筑大佛像并巨寺。狄仁杰以国家兴亡为重，不惜跪于马前谏奏：“佛看，夷狄之神，不足以屈下之主”，“如来设教，本以慈悲为主，兴工必役于人。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何以救之？”武氏一一从奏，悉数罢免。武则天常称仁杰为“国老”，“仁杰好而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仁杰也曾多次以年老告退，则天从不允许。仁杰每人见，则天“常止其拜”，并说：“每见公拜，朕也身痛。”这年秋九月，狄仁杰病故，享年71岁。武氏则天悲恸异常，失声叹道：“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遂赠仁杰为文昌右相，并宣布废朝三日，以示哀悼。逮至唐睿宗时，又追封仁杰为梁国公。
狄仁杰，青年入仕，耄耋而逝，效命唐室数十载。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竭心尽命，鞠躬尽瘁；他勤于吏职，重视人民，走一处治一处，政绩颇为卓著；他刚正不阿，敢于抗颜直陈己见，受到世人的拥戴；他有胆有识，不向邪恶势力曲从，昭彰后世；他具有远见卓识，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佐助武氏则天立下垂青历史之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必昭彰后世。【原标题：中国古代名相狄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