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易学大师哲学家邵雍,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奇才,邵雍所生活的时代,前期处在北宋王朝由建国初期的兴盛逐渐走向衰弱的阶段,晚年正赶上王安石变法,接着 朝野形成革新与守旧两派,彼此攻击,党争不休。他与司马光、欧阳修、富弼、程颢、程颐、苏轼父子、包拯等许多历史名人是同时代的人。不过，他与这些人不同的是终生隐居不仕。仁宗、神宗二朝，虽然多次下诏举用，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易经》的研究上。自从有了邵雍，宇宙、地球人类生灭才有了规律可寻，五千年漫长的历史才理出了兴衰的头绪，《易经》这一东方文化之源的“群经之首”才从宫廷走向民间，从谜宫走向实用。难怪理学大师朱熹生前说过：要讲《易经》我也不懂，还得问邵雍。
邵雍仙逝后，朝廷诏谥他“配享孔庙”——灵牌被供奉在孔圣人偶像的一旁。一介终生无职无权的布衣之士，身后能享此殊荣的，三千年来，只有邵雍一人。
一、 大变革时代的大预言家
就在王安石变法的前三四年，即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邵雍与登门求教的几个客人，在洛阳城南的天津桥上散步，突然听到杜鹃的几声鸣叫，邵雍惨然不乐。客人问他何以不乐，邵雍说：“洛阳城中从前没有杜鹃，现在杜鹃从南方飞迁于此，这意味着国家政局有变。”客人问：“这预兆着什么呢？”
邵雍沉思片刻，慢慢说道：“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要启用南方人总理国家大事，同时要引荐、重用大批南人，组成一个推行变法的集团。天下从此就成多事之秋啦！”
客人十分惊诧：“先生听到杜鹃的叫声，怎么会知道三五年后的国运呢？”
邵雍依据他对《易经》的研究心得，向客人讲述了一番“春江水暖鸭先知”道理。他说：“天下将治，地气必然从南向北运行。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运行到了这里。飞禽走兽比人 更敏感，首先感受到了地气的走向，因此才纷纷向北迁移。 《春秋》上也有过类似记载：宋国灭亡前，有六只帽子一样的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商丘；还有八哥前来筑巢安居。这都是地气作用的结果。从此后，不但南方的禽兽将迁居北地，草木花卉也可移植北方，原本在南方才会有的各种疑难杂症，也要在北方出现。北方人今后没有好日子啦！”事后，邵雍特意为此事备忘。
流萤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意非。
几家大弟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
三年后，宋神宗赵顼即位的头一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特旨召王安石越级入朝，然后起用 为宰相，参政变革，同时，罢免守旧派富弼、司马光、程颢、苏轼等一大批元老。一场由王安石、吕惠卿、章 敦、蔡确等人推拥的大变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国家政局的走向果然没出邵康节先生的预言，一个大变革时代转眼即至，不但王安石恰好是江西人，朝廷启用协助他的也大多是南方人。
宋神宗赵顼启用王安石实行新政，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宋太祖赵匡胤立国，经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由盛而衰，政治经济出现了两大积弊：
一是“积贫”――国家财政赤字日增，民众生活日苦，生产和税收日益下降，而国家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增加。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费用逐年增加；行政开支居高不下；庆典郊游开支极其庞大；各级官吏公款送礼愈演愈烈。结果，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是“积弱”――自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以后几朝皇帝，都用种种方法将兵权和税收集权于中央，削弱地方权利，致使军队庞大而无作战实力，民生艰辛而无税收增加。宋神宗即位时年方二十，正是年少气盛之日。他精励奋发，极欲振兴国力，听说王安石素有经世之才，以不畏天命、不畏祖宗、不畏人言而蜚声士林。宋神宗要想变法，必须有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宰相辅佐他。因此，自从王安石入朝议事后，每天上朝，群臣退席，宋神宗常留住王安石深谈秘议，君臣二人至为投洽，宋神宗对王安石如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悉心委托。变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
王安石变法的大政方略内容具体而周详，无法在此细述，不过其基本要点可以归纳为：1、发展经济，广开财源，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2、剥夺皇亲国戚、官僚豪强的特权，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3、加强法治，效法商鞅；4、出台一系列配套接轨的法规政令，如均输法、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以便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整套变法的唯一目的就是富国强民，增强国力。
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 ，他自己也成了一个被群起而攻之的悲剧人物。历史上这场变法运动所以会以惨败而告终，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向来享有特权的阶层因其利益和权力收到局限和损害时，便联合起来发动反攻；一是以理学思想纠集在一起的一大批腐儒如朱熹、司马光之流；阉割孔学却又以儒家正统代表面目欺世盗名，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王安石进行全面围剿。晚年退隐田园的王安石，就在这种攻击下，郁愤而死。
客观的说，邵雍在这场大变革时代，是站在守旧派一边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作为一个预言家对中国历史哲学的伟大贡献。【原标题：北宋预言大师——邵雍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