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仗那国周五千余里，山谷相属，川泽连原。谷稼虽播，地利不滋。

    僧伽罗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四十余里。土地沃壤，气序温暑，稼穑时播，花果具繁。

    金刚座上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

    ——《大唐西域记》

    历尽艰辛，玄奘西行取经

    作为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在中国，玄奘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300多年前，他万里跋涉，西行取经，《大唐西域记》一书就是他西行途中的见闻实录。

    如今，无论是玄奘还是他的《大唐西域记》，都有着世界级的知名度，这足以令他的家乡人引以为傲。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属洛阳偃师）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5岁丧母，10岁丧父，孤苦无依，只好到洛阳净土寺投靠二兄陈素。13岁那年，立志“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他被破格剃度，从此正式遁入空门。

    当时洛阳佛学氛围浓厚，少年玄奘天资聪颖，勤学不辍，很快崭露头角。可惜，到他19岁时，净土寺因战乱而不再是一片净土，玄奘只好离开洛阳，到成都、长安（今西安）等地游学。几年后，他的佛法修养已令京师长安的高僧刮目相看，大家称他“佛门千里驹”，认为他肩负着光大佛学的重任，然而，玄奘知道他对佛学还有许多疑惑和期待。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迟迟等不到朝廷批文的玄奘决定孤身涉险，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

    这一路，玄奘历尽千辛万苦，多次身陷绝境。最终，他到达了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在那里留学5年，之后又周游印度。当地僧众景仰他的人品学识，戒日王还为他召开了曲女城辩法大会，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人们希望他能留在印度，然而，玄奘已完成西行使命，他义无反顾地回了国。

    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京师长安，并带回了大量的印度佛经及佛像、舍利等。随后，唐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召见了他，“君臣相见尽欢”。太宗对玄奘的才学十分赏识，甚至提议他还俗，当官辅佐朝廷。

    玄奘不愿还俗，但愿为朝廷出力，同时满足太宗想要了解西域的愿望，他口授了西行见闻，由弟子辨机写出，就是《大唐西域记》一书。

    沿途见闻，著成百科全书

    《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公元646年，共12卷10多万字，记载了玄奘在西域亲历的110个国家和听说的28个国家。其中卷1所述为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2至卷11分述了印度各国概况；卷12则为返途所经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

    此书虽名为“记”，却并非单纯的游记，涵盖了这些国家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气候物产等，内容丰富，相当于当时西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如卷1写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县）：“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并注明“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资料详尽，超过了以往其他文献的记述。

    卷2之首为印度总述，寥寥数语，道出了其疆土形状及气候特征：“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分区，七十余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随后，书中用大量篇幅对当时印度各国的情况进行了描述。

    在玄奘之前，印度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到了近现代，印度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如王舍城、那烂陀寺等都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而发掘的。因此，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曾说：“如果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19世纪开始，这部书被译为德、法、英、日等各国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奘也从此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九死一生舍身求法的精神激励着很多后来者，鲁迅赞他为“民族的脊梁”，梁启超也称他为“千古一人”。

    版本较多，学术价值极高

    “《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上很多事件都有记述，国内外不少人利用它进行局部课题研究，如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研究戒日王时期中印关系等，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认为，玄奘留下的这部著作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发挥重要作用。

    据晁先生介绍，《大唐西域记》一书现存版本较多，其早期版本主要有敦煌唐写本残卷、北宋福州刻本残卷、金赵城藏本残卷、南宋资福寺藏本残卷等。明洪武年间刻有南藏本，为其善本。“这些版本均为国家重宝，深藏国家级图书馆，民间藏家基本无缘得见。白河书斋所藏，只有一套清代刻本《大唐西域记》12卷。”

    玄奘归国后，一直想回家乡洛阳，潜心翻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可唐太宗让他留在京师长安。直到公元664年圆寂，玄奘只回过两次洛阳，前后停留了一年多时间。不过，他始终与朝廷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争取国家对译经事业的支持。

    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jù，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

    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

    “四大《圣教序》是唐代对玄奘的重点纪念，也是书法史上的重要留存。白河书斋收藏有《圣教序》四大名碑的清代拓本，去年还在白马寺举办了一次展览。”晁先生说。（原标题：《大唐西域记》：玄奘西行的见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