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丹南大鼓”等。清末南阳的代表性艺人有余四海、赵文秀、张小个、毕光舟等。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河南坠子的冲击，南阳鼓书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于是艺人们对南阳鼓词进行了改进，加进了坠胡伴奏，称之为“鼓磁弦”。这时的“南阳大鼓”已经相似于洛阳一带的“河洛大鼓了”。

　　以上扯了南阳大鼓和洛阳琴书的历史渊源，那么这两个曲种是怎样演化为一个新的曲种——河洛大鼓呢？

　　据老艺人传说，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前后，伊洛河岸连遭水灾，数年欠收，不利于说书艺人的生存。偃师的洛阳琴书艺人段雁、吕禄（著名的洛阳琴书艺人吕三壮之子）、胡南方（胡西川）三人结成“偃师帮”（也有说结拜为兄弟）到南阳一带演唱，结识了南阳鼓书艺人李狗（亦有说李四、黄先儿）；还有一说是南阳鼓书艺人来洛阳献艺，织识了他们三位。不管怎样说，总之是洛阳琴书艺人和南阳鼓书艺人同台献艺，共同合作了。南阳大鼓大腔大口，自由灵活，简短快捷，不象琴书那样受曲牌的局限和规矩的约束，很适合豫西人粗犷、豪爽的性格，演唱时很受欢迎，不足之处是只有击节乐器——钢板和书鼓，没有伴奏。于是琴书艺人就试着用杨琴、三弦伴奏，效果很好；而琴书艺人演唱时，不知不觉地吸收了南阳大鼓大腔大口、节奏明快的唱法，并试着用钢板和书鼓代替了手板和八角鼓。这样洛阳琴书就发生了质地变化，演唱者由原来的“闭目坐唱”改为击鼓站唱，并逐渐抛弃了琴书原有的繁琐、冗长的曲牌，而挪用大部分的鼓书唱腔，这种新颖的演唱方式在当时被艺人们称为“鼓碰弦”。洛阳琴书由原来的联曲体演变成了板腔体曲种，形成了河洛大鼓的早期雏形。

　　目前，很多人把段炎、吕禄、胡南方作为河洛大鼓的开山祖、创始人，笔者认为这是片面的。其实在他们三位老前辈开创“鼓磁弦”的同时，其它地方的艺人也在进行着变革。偃师的李富路、高廷章从另一个方面对河洛大鼓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李富路是偃师北邙山人，也是著名的洛阳琴书艺人。他结识了豫东单大鼓艺人“白先儿”非常欣赏单大鼓的阳刚之美。同是艺人，人不亲行亲呀。两个人非常投缘，同吃同住，一同交流切磋技艺。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李富路把大鼓和琴书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曲种，自称为“洛阳大鼓”、“大鼓京腔”

　　高廷章是偃师府店人，有“奇才”之称。1905年在漯河、驻马店一带当兵时学会了河南坠子，1910年（宣统二年）回到老家后，又学会了单大鼓。他将坠子的旋律巧妙地融入单大鼓中，引进了河南坠子的伴奏乐器——坠胡，亦称为“鼓碰弦”，开创了用坠胡伴奏单大鼓的先河，这比南阳大鼓加入坠胡的“鼓碰弦”至少要早十年。

　　与此同时，新安县油沟的说书艺人董金秀演唱大鼓书用三弦伴奏；新安县下羊义的说书艺人裴国瑞、裴国方二兄弟在新安北冶一带演唱时，用坠胡伴奏，自击书鼓和钢坂，唱词多用地方土语，形成了独具新安风格的“说书”流派。

　　解放前，新安、孟津、洛阳、偃师、巩县、等地的艺人同属一个“三皇社”，艺人们在摆社、聚会、赛书时，彼此的技艺互相借鉴、兼容，促进了各种艺术的成熟，从而使各种流派兼并为河洛大鼓成为可能。

　　1999年移民搬迁，笔者由洛阳市新安县迁至焦作孟州，对温、孟两县的大鼓书艺人进行了解，发现这里的“河洛大鼓”有另一个形成渠道。

　　据《孟州史话》（作者宋志道、宋海燕）记载，清朝光绪年间，有山东的梨铧大鼓艺人郭明堂把梨铧大鼓传入孟县，先后被温、孟两县的“洪山调”艺人李氏兆银、杨全仁等习学。1923年，巩县、偃师一带的艺人陈有宫、李富法（经查证，疑是“李富德”之误）、扬大会、扬二会等来温孟滩演唱“靠山簧”（此地所称的“靠山簧”实际上就是早期的河洛大鼓，陈有宫等人是河洛大鼓第三代传人，此待后述）。因“靠山簧”和“梨铧大鼓”腔调极其相似（岂能不相似？他们是一个“祖宗”呀），被争相习学。1931年前后，受河南坠子的启发，温县的杨全仁与孟县南庄的伴奏艺人王怡新将“靠山簧”和“梨铧大鼓”融为一体，自称“大鼓书”，因孟州系古河阳府，也称“河阳大鼓”，六十年代后也称为“河洛大鼓”。

　　不论是段、胡、吕的“鼓碰弦”，还是李富路的“大鼓京腔”以至孟州的“河阳大鼓”，追根溯源，都直接或间接地寻到山东的“梨铧大鼓”这个“根”上。由此基本可以断定，河洛大鼓的前身应该是“梨铧大鼓”。

　　山东的“梨铧大鼓”发源于鲁西北农村，由敲击梨铧碎片唱农歌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山东最有影响力的曲种。以后大概是嫌“梨铧大鼓”的名字太俗气，也就有了“梨花大鼓”之雅名，因覆盖整个山东，也称“山东大鼓”。

　　有的资料说，河洛大鼓来源于洛阳琴书，这种说法笔者认为不科学。就曲种形式说，联曲体曲种“洛阳琴书”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板腔体呢？梨花大鼓演化为河洛大鼓，南阳鼓书是转换过程，而洛阳琴书只是一个转换平台。河洛大鼓是洛阳琴书艺人创立的，但不等于脱胎于洛阳琴书，只能说洛阳琴书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至今河洛大鼓艺术中仍有洛阳琴书的影子。

　　以上只是讨论了河洛大鼓形成的主要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早在清初和清代中叶，流行洛阳琴书的同时，洛阳一带还流行一种“鼓而词”，这种“鼓儿词”以后吸收了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的唱法，经过陶冶取舍，而形成一种新派系，初期使用的乐器只是一副铁质鸳鸯板和一面玉鼓，至艺人张天培时才加进了弦子，形成了完整的音乐体系，在民间称为“说书”。

　　据《河南通史》（四卷，05版）记载，河南的大鼓书分豫东大鼓、豫南大鼓、大鼓京腔（流行豫北）和铁板书等。清朝中后期的“鼓词”主要流行于南节、洛阳、许昌等地。《河南通史》的记载也为清代洛阳流行“鼓儿词”提供了较为权威性的证据。

　　为了进一步查证，笔者收集到洛阳清代雪苑山房刻本〈孟姜女哭长城〉（约1865年），摘录如下：

　　说贤良，道贤良                                                                  怎知贤良出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