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然灾害，糊口困难，哥仨遂结伴到南阳行艺。在南阳，一位名叫李狗唱单大鼓的艺人成了他们的朋友，四人联袂登台，段、胡、吕三人唱琴书，李狗唱单大鼓，你上我下，琴落鼓起。有时李狗唱单大鼓时，段、胡、吕三人闲着手痒痒，就用扬琴、坠胡、四弦伴奏；三人唱琴书时，李狗便用单大鼓和钢板来助兴。这一相交相融不要紧，四人都发现，由于其他乐器的加入，自己的表演比以前更加得心应手，更好听好看了，单调的单大鼓变得婉转，富有音乐性了，拖沓低回的琴书变得高亢激越了。
　　
    段、胡、吕三人从南阳回来，一种新颖的曲艺形式在偃师出现了，河洛大鼓呱呱坠地。但起初它并不叫河洛大鼓，而是叫“鼓碰弦儿”或者“钢板书”。
　　
    就在段、胡、吕三人改造传统琴书时，在偃师邙岭的东蔡庄，一个名叫李富路的艺人也在进行着“鼓碰弦儿”的摸索。李富路，1891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人盼其做官，富路独钟琴书，小小年纪便名闻一方，传说其演出时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生怕仪容形态坏礼损教。
　　
    1910年，李富路在陕西经商时，结识了豫东一个唱单大鼓的白先儿。爱其技艺高超，更爱单大鼓的粗犷奔放，李将白请到家里，热情款待，相互切磋。切磋交流中，李富路放弃琴书，转攻大鼓，一举成名。他称这种新曲种叫“大鼓京腔”，并在开书前经常这样说：“大鼓京腔不叫大鼓京腔，叫大鼓松腔。中不中头先松，先松后紧，越说越稳；先紧后松，越说越不中。”
　　
    创新的队伍中还有府店乡高村的高廷章，他先学会单大鼓，再学会河南坠子，而后将单大鼓与河南坠子融为一体，唱起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大鼓书。
　　
    至此，八方风雨会偃师，在众多曲艺高手的关注和呵护下，河洛大鼓萌芽、成长、成形，在河洛这块肥沃的艺术土地上，渐成燎原之势。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鲜艳的河洛大鼓之花绽放后，便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并很快以偃师为中心向四周蔓延，进巩县，入孟津，上登封，下新安……仿佛一夜间河洛大鼓遍地开花，城乡尽是唱书声。

    三、河洛鼓花遍地书声朗
　　
    在偃师采访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这样一个名词：“三皇社”。它是旧时偃师一带鼓书艺人协会的名称。
　　
    “三皇社”有摆社亮书的传统，就像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宝丰县马街书会，在每年某一个固定时间，说大鼓书的艺人们在指定的地点聚会，说书亮艺，暗比高低。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开始，“三皇社”摆社亮书三天，其召集人即社头，由大家公推的德高望重、水平高、资历深的艺人担任。
　　
    1920年至1926年，“三皇社”共在偃师摆社6次，第一任社头高廷章，第二任社头段炎，第三任社头胡南方，第四任社头李富德，第五任社头吕禄，第六任社头张天倍。
　　
   《偃师曲艺志》载，“三皇社”刚成立时，高廷章首任社头，在自己的家乡府店乡高村摆社。当年九月初九，四方艺人云集高村。铳声一响，书声即起，鼓声铿锵，琴声曼妙，说书声让人如痴如醉。三天时间里，整个高村一片欢腾，听说书的乡亲从四邻八乡成群结队而至。书场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据传，曾有一棵大树被挤折。窥一斑而知全豹，你可想象河洛大鼓在当时是多么风靡和兴盛。
　　
    从1920年至1940年，河络大鼓处在一个从绽放到盛开的花季。当时，许多以前从事别种曲艺表演的改唱河洛大鼓，新手拜师学艺首选河洛大鼓。一棵棵河洛大鼓的新芽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偃师本地的不说，外地有巩县的叶刺猬、陈有功，孟津的张五、朱金良，宜阳的冯光照，嵩县的朱新芳，伊川的李逢春，新安的李改铭，洛阳的肖金德……这些人回到各自的家乡，一边表演，一边教授新的弟子，使河洛大鼓得到完善和发展。
　　
    1940年至1949年，由于社会动乱，河洛大鼓活动处于低潮。
　　
    平地一声雷，洛阳得解放。鼓书艺人带着新生的喜悦，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新生活中。渐次枯萎的河洛大鼓重新恢复了生命力，鼓声书韵再次弥漫河洛大地，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旧书目被去粗存精，一大批紧跟时代潮流的新书目脱颖而出，许多唱大鼓书的艺人都成了所在团队的骨干演员，他们中的佼佼者代表洛阳参加全省乃至全国的曲艺汇演并载誉而归。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初，仅偃师一个县的鼓书艺人就有80多人，邙岭乡东蔡庄一个村就占了1/4。
　　
    也就在这个时期，原来叫法混乱的大鼓书有了统一正规的名字“河洛大鼓”。
　　
    据原洛阳市文联秘书李冷文回忆，1952年参加中南区文艺汇演前，河洛大鼓第二代杰出艺人张天倍被调到洛阳市文联做演出准备。有一段时间，他吃住在文联，白天到书场说书，晚上就和李冷文，还有市文联的戏剧部长李振山坐在一起闲聊，聊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大鼓书的命名，因为以前的名字混乱且俗。
　　
    三人讨论到最后，李冷文问张天倍：“你说叫河洛大鼓咋样？“张天倍一拍桌子：“中呀！中呀！”再去书场说书，张天倍的兴致更高，开场白就是：“我这玩意儿过去叫‘说书’，不好听，现在洛阳市文联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河洛大鼓’，我高兴，今天不收钱，宣传来了。”
　　
    “文革”时，河洛大鼓的演出也从未中断，城市乡村不时有鼓声和琴音响起，只不过表演的艺人比以前少了，表演的曲目没以前多了，表演的环境比以前差了。
　　
    改革开放后，河洛大鼓再出江湖，本想雄风重振，怎料事与愿违。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促进人们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也带动了人们精神追求的丰富多彩和永不满足，从最初的电视、电影到后来的DVD、电脑、MP3，种种更方便更快捷的现代化娱乐方式让人们有了更大的满足和陶醉。既然有车，何必骑驴？河洛大鼓逐渐淡出人们的选择，远离人们的视野。无论人们怎样努力，艳丽之花开始枯萎、凋谢。

    河洛大鼓的书目分传统和新编两种，解放后至今创作的反映近代与现代生活的为新编书目，以古代生活为题材的为传统书目。与传统书目相比，新编书目因为夹杂了太多为政治服务的成分，生命力比较弱，某些书目只是在某个特定时期红火一阵，时过境迁，也就随之消亡。倒是传统书目，因其深入人心的教化作用而长盛不衰。
　　
    五、书说人生百味
　　
    细说传统书目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公案、剑侠、演义、神话一类，如《包公案》、《刘公案》、《小八义》、《济公传》等；二为歌颂贤、孝、贞节，鞭挞嫌贫爱富等行为的劝世书，如《鞭打芦花》、《郭举埋儿》、《刘方舍子》、《三女婿拜寿》等；三是反映大众生活，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书，这类书以小段、书帽为最多，如《偷石榴》、《尿床王》、《小黑驴》等。
　　
    公案、演义一类的鼓书，大都是从别的艺术形式中移植过来的，比如戏剧。有些内容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