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张说著作书影

　　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李隆基颁诏设丽正书院。作为唐王朝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国家图书馆和学术研究中心以及参与国家政务的“智囊团”、选择人才的“信息库”，丽正书院的设立，为唐王朝保存文化典籍、举荐人才和社会发展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1、我国最早、最大的官办书院

　　作为我国古代最常见的一种教育机构，书院最早诞生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发端于唐开元年间的丽正书院。

　　据有关史料记载，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一场规模宏大的国家修书活动拉开序幕——在秘书监马怀素的建议下，唐玄宗选拔了饱学之士20人，于东都洛阳设乾元修书院，在乾元殿编校书籍。

　　为使修书工作顺利进行，朝廷于次年将乾元修书院改名为丽正书院，新增设检校官，并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丽正书院作为官方的修书机构正式成立。书院的主管人员“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

　　随后不久，唐玄宗在京师长安也设立了丽正书院。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东都洛阳明福门外亦设丽正书院。

　　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为庆祝《封禅仪注》一书告成，唐玄宗在集仙殿赐宴群臣，君臣相谈甚欢，因集仙而思集贤，遂下诏将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取“集贤纳士以济当世之意”。

　　从丽正到集贤，唐代书院经历了创立后的第一次嬗变——丽正书院主要是修书之所，而集贤书院则将修书、集贤、讲学论道等多种活动融为一体。

　　2、制度完善“所益者大”

　　作为我国第一所官办书院，丽正书院广“聚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

　　公元725年改称集贤书院后，书院又根据设置需要，配备了一系列官职，分别为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留院官、检讨官、中使、孔目官、知书官等。

　　与此同时，书院还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比如，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的学士，按月终、岁终进行内、外考核，“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并依据每个人的业绩，由修书使进行登记，上奏朝廷，分别加以褒贬。另外，对于修撰、校理、留院、检讨等官员，也依照每个人的学识水平和工作状况，分月或逐年进行考核，或兼或留，酌情而定。

　　俗话说，树大招风。对于书院工作人员的高薪及其从事的活动，难免会有少数人看着眼红，甚至公然加以诋毁。这里面，以中书舍人陆坚表现得最为明显。陆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书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丰加以议论，尝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建议罢之。

　　对此，张说果断给予了反驳。他说：“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徐子即陆坚)张说的据理力争，不仅有力维护了书院的尊严和声誉，而且阐明了书院的存在价值和它今后的发展方向。

　　3、奠定了古代书院教育形态的基石

　　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设立后，搜书、校书、藏书成为其首要任务，这对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的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有关资料统计，集贤书院收藏图书达53915卷，且分抄正副两本藏于长安与洛阳。

　　同时，依托书院藏书多、学者多的优势，书院还成了皇帝咨政的“顾问”。这方面，“蒋乂(yì)应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旧唐书》记载，蒋乂“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可见，“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以备皇帝应对是当时书院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外，学者们在整理图书，尤其是在选评当时文人著述的过程中，对那些确有真知灼见、有真才实学的能人贤士，也负责及时向朝廷举荐。这从其招纳的贤士张果(后来被神化为八仙之一的张果老)身上可见一斑。

　　张果老这一名号在民间可谓家喻户晓，他曾入集贤书院一事却鲜有人知。据《新唐书》记载，唐玄宗听说隐居中条山的张果为神异之人，便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派通事舍人裴晤前往招纳，未果；后又派中书舍人徐峤携皇帝的亲笔信前往，张果方才答应进入集贤书院。

　　总之，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虽然还称不上是后来书院聚徒讲学的机构，但它孕育了以后渐起的各类书院“培养人才”“研究史籍”的学风，因而奠定了我国古代书院群星璀璨的基石，在我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记者 姜春晖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