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宋英宗还在世。司马光首先写出《历年图》，将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之间的历史编成一个年表，看上去很直观；接着，他又利用业余时间，编撰了《通志》8卷，叙写战国至秦的编年史，这是《资治通鉴》的原名。

　　英宗看完初稿后，认为很好，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撰。于是司马光选拔助手继续编写，书名暂定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这已经有点儿帝王教科书的味道了。英宗死，神宗立，神宗一眼看出此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可让君王从中借鉴经验教训，于是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动笔写了一篇序言。

　　司马光选定的助手，都是当时一流的学者：他们是司马康、范祖禹、刘恕、刘攽。其中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但非其亲生，因司马光无子，过继了这个儿子。这些助手在东京已收集了４年资料，１０７１年初夏，他们又跟着司马光来到洛阳，成立了书局，专门编著《资治通鉴》。

　　这是一个浩大的编写工程，司马光给助手进行了分工，开始时由刘攽整理汉晋南北朝史料，范祖禹整理唐代史料，刘恕整理五代历史，后来经过调整，让刘攽整理两汉历史，刘恕整理三国至南北朝历史，范祖禹整理唐代历史。

　　编书的所有费用，均由国家财政开支。皇室还把３４００多卷典籍送给司马光，皇家图书馆龙图阁、天章阁等，也都对司马光及其助手开放。所以《资治通鉴》的取材十分广泛，引用书目很多，资料翔实可靠，故古今方家均爱此书。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中读书时，从国文教员胡汝霖那里借到此书，深为书中内容所吸引，从此，《资治通鉴》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他行军打仗时也要带上此书，一生读了１７遍。

　　二

　　这本好书，就是在洛阳编写成的。

　　许庆西领我来到司马小学门前，指着一排教学楼说：小时候还能看到祠堂老房舍，祠内有司马光彩塑像。校园中的一个大殿，几年前还存在，为了盖教学楼，拆掉了。老先生感叹：太可惜了，如果不拆掉，大殿就是标志，殿北就是独乐园的具体位置，就是编著《资治通鉴》的地方。

　　我想象不出独乐园的景致，但在展览馆的墙壁上，看到了读乐园的复制图。当时园内有“读书堂”，收藏图书5000多册；有池沼和小岛，种竹种花，间有药圃。园中建筑有“钓鱼庵”、“种竹斋”、“弄水轩”、“见山台”等。

　　园林风景之外便是“文字风景”。司马光之所以能代言洛阳，不单单是因为他写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还因他来到洛阳之后，便把时人的目光牵引过来，追随他的官吏和文人也都在关注洛阳，期待着一部史书在这里问世。

　　独乐园竣工后，文人纷纷写诗祝贺。大才子苏东坡专门跑来了，写了《司马君实独乐园》：“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履，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苏东坡名气大，一首长诗写下来，就等于推介了独乐园，也为洛阳作了宣传。他的弟弟苏辙，也写了一首《司马君实端明独乐园》，又把司马光和洛阳城赞美了一番。西京（洛阳）留守宗泽、大学者范祖禹也都写诗咏赞独乐园。更有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富弼、吕公著等人因长居洛阳，常来独乐园吟诗作赋，一时间，花香墨香交融，园林与士林并秀，洛阳城的文气更浓了。

　　独乐园的主人司马光，自然也要发一番感慨了。他到洛阳后，写了《初到洛中述怀》一诗：“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角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这首诗总结了他来洛阳之前３0多年的为官生涯，表明了自己忠君爱国和激流勇退的胸怀。他还把独乐园中的读书堂、钓鱼庵、采药圃、种竹斋、浇花亭、弄水轩、见山台７处景致，连在一起写了7首诗。

　　可是，我徘徊在独乐园遗址上，反复体味的还是“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两句，我猜测他写下这一诗句时的心情一定特别复杂。作为当代洛阳人，我们也曾如数家珍地向外地人介绍：这里是１３朝古都，有１０５个帝王在此君临天下；这里文化底蕴深厚，有许多名胜古迹，等等。我们谈起洛阳历史滔滔不绝，我们写起历代兴衰洋洋洒洒，可我们当中又有谁能用这么简洁的语言，来概括这座城市呢？所以我在这个简陋的展览馆前久久流连，顾不上蚊子在脸颊嗡嗡“叮咛”，从玻璃展柜中拿出司马光文集，重新阅读他的这首《过故洛阳城》：“ 烟愁雨啸奈华生，宫阙簪裾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原以为该诗只有这四句，现在才知道《过故洛阳城》是组诗，共两首，第一首是：“四合连山缭绕青，三川滉漾素波明。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这才明白司马光是看了汉魏故城后写的这首诗，才明白他看历史是颇有纵深眼光的。

　　司马光看洛阳看的是经络。

　　而我们看洛阳看的是表征！

　　三

　　惯看洛阳经络的司马光，当然也能疏通历史经络。

　　《资治通鉴》之前的史书，都是按年纪事，没有篇目，也不设目录，阅读时只能按年份寻找，非常麻烦。司马光突破了这种旧例，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体，使读者查阅时一目了然，开创了编年体史书目录新体例，把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到了新的高度，使之与《史记》一起成为史书双璧，倍受称赞。1954年冬，毛泽东接见著名史学家吴晗时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很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之乱本末毕具。”

　　司马光等人编写此书的过程非常艰难，“独乐园”几成“苦乐园”。

　　苦就苦在工程浩大，乐就乐在众人一心。司马光等人编史时必须先对史料进行考核，追根寻源反复推敲。“编辑部”的房子很矮小，夏天非常闷热，汗水常常濡湿书稿，司马光就请人在房中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相当于一个“地下室”，让大家钻到里面工作。一日之内，仅司马光整理誊写的史料，铺展于地竟有尺幅之宽一丈之长，每个字都是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从不潦草。他的助手们比他劳作的时间还要长，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太累了，书未完工就去世了。

　　来到洛阳的第12个年头，司马光65岁。由于过度操劳，他两鬓霜白，牙齿脱落。他的妻子死后，无钱办丧事，但他未挪用朝廷划拨的编书经费，最后卖地葬妻，把丧事办了。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脱稿，加上在东京编纂的时间，前后共用时19年，书稿堆满了两间房子。

　　《资治通鉴》的完成，使司马光的威望更高了，“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这年12月的一天，洛阳北风呼啸，城外霜花满路，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雇来车马，载着书稿，往东京送书去了。他的助手刘攽、范祖禹也随他前往，一路押送，把书稿进献给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