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陶，字子奇，东汉末期颍川颍阴人，今临颍县人。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心怀天下，直言敢谏。

    东汉桓帝（147-167年）时，外戚擅权，朝政日非，再加上连年饥荒，灾异数见，民生困苦。当时，正在京都洛阳太学游学的刘陶，每每与友人论及此事，无不忧虑。但外戚把持朝政，无人敢谏。刘陶不顾个人安危，洋洋写下数千言上书桓帝直陈其弊：“陛下忘记了高祖创业的艰难，把国家权柄授之于人，使宦官群丑肆虐百姓，国家也因此而穷困。希望桓帝远览强秦灭亡的教训，近察西汉末年哀帝、平帝天下大乱的惨痛经验，改弦更辙，以安邦国。”但桓帝终未采纳。

    不久，又有别居用心之人向桓帝上书说，国家现在所以穷困，是由于货币太轻太薄，建议改铸大钱。刘陶知其用意，立即上书桓帝，指出其中利害，他说：“当今值得忧虑的并不在货币的轻重厚薄，而在于百姓所面临的饥饿处境。古代先王在治理国家时，最关心的是不要使男人离开土地，妇女不要离开织机。老百姓有了饭吃，有了衣穿，才能对内社会安定，对外兴师功成。可是，近年以来，灾荒连连，粮食欠收。官府劳役繁重，而百姓家里机杼都挂起蜘网。人民无以为生，即使把沙砾变成黄金，瓦石化为美玉，恐怕也无法制止他们闹事。现在放言冶铸大钱之人，名为国家实为自己聚敛财富中饱私囊。所以，当务之急在减赋税休养生息。”桓帝觉刘陶所说有理，便下令不许再提铸大钱之事。

    汉末衰败之势已不可挽回。中平元年（185年）二月，钜鹿人张角发动了三十六万农民军起义，即历史上有名的黄巾起义。汉灵帝此时方才感到刘陶观世事之真切，便让他做京兆尹。当时的东汉王朝已近灭亡，社会风气昏暗至极，朝廷公然卖官鬻爵。按当时规定，刘陶应了这个肥差应拿出一千万“修宫钱”，也就是买官钱。刘陶为官清廉，家无余财，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当时这种风气又是刘陶痛恨之至的，便称病，不去就职。灵帝知道此事以后，重新任命他为谏议大夫。

    面对人民纷纷揭竿、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刘陶力行谏议大夫之职，再次上疏，分析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提出治国安民的八个策略。又再次提到国家所以到今天出现这样的危急混乱，其祸根皆由宦官擅权，胡作非为所致。刘陶在上书中多次直击宦官之弊，那些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心中早对刘陶痛恨之极，非除之而后快。便联合起来在灵帝面前诬谤刘陶，说刘陶“危言耸听，疾害圣政，专言妖孽，是与贼人串通才这么做”。众口烁金，说得多了，没有主见的灵帝便信了宦官们的话，下令将刘陶关进监牢，施以严刑。年事已高的刘陶自知自己多次进言，与权臣积怨已久，此次性命断然难保，但想自己空怀安国之志却不得施展，反被宦官诬陷，胸中积恨难平，不禁愤然慨叹：“朝廷前不久还重用我，如今又听信小人的谗言！恨不能与伊吕（古代贤人伊尹、吕尚）同畴而以三仁（殷商三位贤者，孔子称为三仁）为辈！”遂闭气而卒。

    刘陶死后，遗著有《七曜论》一篇，其他条教、赋、奏、书记、辩异等共一百多篇，有数十万字。

    刘陶不仅直言敢谏而且处理事务精明。做顺阳（今河南淅川县）县令时，顺阳多奸滑暴横之徒。刘陶上任后，就在城门口贴出告示，急召募有勇有胆之壮士，委以重用。那些以往仗着自己身形彪悍又有几分拳脚功夫，常常寻衅闹事的年轻人，看了之后都跃跃欲试。很快，晏诸姓有十几个人都来应募。刘陶在县衙里见了他们，先历数他们以往不轨给乡亲造成的伤害，说得年轻人个个面有愧色，接着，话峰一转，刘陶说：“如今正有以功补过的机会。”要他们把平时交结的一百多名年轻人都找过来，严命以待。这时，刘陶开始了对罪大恶极的人的审理，每审一案，清若神明，从严打击，决不宽待。这帮年轻人听命行事，令行禁止，立了大功。一时社会安定，百姓称颂，以至刘陶离开顺阳后，当地人民仍对他念念不忘，编了歌谣颂他：“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