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来说，这种仰望同样是必需的。“内圣外王”式的救世主，一直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只能称之为“霸道”或者暴政，而远非“王道”。他们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这种具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君王，实现道德（内圣）与政治（外王）的完美结合。他们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而把虔诚的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宝座。最后却又不得不接受那个残酷的现实-当王莽死于乱刃之下，儒家知识分子们那个从“内圣”开始，最终抵达“外王”的理想也随之宣告破灭。此后他们不敢再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谈及“外王”（譬如“禅让”），而是悄悄地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对皇帝的影响上面，培育或者劝谏。在无法自己制造和推举皇帝之后，改造皇帝便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新理想。

    他们走上了一条将“外王”改造成“内圣”的折中之路。

    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如此描述万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学臣僚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

    儒家政治观里，一个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应该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黄仁宇说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们期望他（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这些儒学臣僚们希望“皇帝”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一份职业-这样太低级趣味了，它应该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道德，而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各种各样抽象化了的礼仪，譬如每年开春，皇帝在侍臣们的搀扶下，去地里颤颤巍巍地“扶犁”。

    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并不是简单的虚伪或者做作，因为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强调过：礼，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贞观政要》等典籍的生动记载里，是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他确实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可是，从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所以，为了绕开这些障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规避的手段。

    四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唐太宗对侍臣们“兴奋”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誓灭匈奴……”（《旧唐书·李靖传》）

    李渊早年称臣于匈奴这段秘史一直留存在正史当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证据，就是李世民上面的这番话。实际上，这段话却是信口雌黄。《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一是房玄龄等人主持的国史馆修撰的国史，另外还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许敬宗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等书。而这段“高祖称臣”的记载，正是由许敬宗秉承太宗旨意捏造，编入《太宗实录》，日后被史官原文抄入了《旧唐书》。

    其实，秉承唐太宗旨意，为唐高祖捏造各种不光彩履历这种事情，许敬宗还干了不少，譬如，《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夏县，屠之”。

    司马光在这段话后面附了一段《考异》，说：“据《高祖实录》记载，唐高祖曾经说：'当年平定薛举，没有杀俘，以至于他们再次叛乱，所以这次一定要把能够参军的男子全部杀掉。'显然，这是许敬宗将太宗的罪过推诿给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譬如，《通鉴》同一卷里还有一段关于唐军击破军阀刘黑闼的记载。司马光也愤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异》：“据《太宗实录》记载，刘黑闼再次造反，高祖对太宗说：'上次击破刘黑闼，我想杀光他的党羽和部队，将崤山以东变成无人区，你不听我言，落了现在这个结局'。高祖随后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杀叛区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最后，在李世民的苦苦劝谏下，此事方才作罢。”

    司马光一番考据之后，对这段记载不屑一顾，说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于有杀光整个崤山以东地区百姓的事，史臣们想把所有的优点都送给太宗，但对高祖的污蔑，未免也太过分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五

    为父亲捏造这些“劣迹”，对李世民而言，有着很强烈的现实目的。

    譬如“高祖称臣”这件事情，往大了说，和将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样，可以凸显出自己在创立唐帝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国才得以脱离对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绝对的独立性；往小了说，则是讳疾忌医，借诬蔑老父“称臣突厥”，来掩饰自己即位初年与突厥“结盟”的那场“渭水之耻”（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来犯，太宗在渭水与之订立屈辱性盟约）。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国已经向突厥称臣，那么自己当年在渭水河畔，虽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称臣的耻辱来，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来规避走向“内圣”的各种障碍的手段。

    玄武门前浓重的血迹和随后对老父的幽禁，既举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道德难题。这个道德难题有两层含义：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道德中的“正统”。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道德难题，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这和李世民当日所面对的险恶局势有关，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残余势力仍然足够庞大，而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李建成旧部打出“诛篡逆，复正统”的旗号。另一方面，李世民所获得的舆论支持，主要来自儒家知识分子，他早年设立的文学馆，网罗了四方名流贤达，尤其是“十八学士”海内知名。为了换取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把持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须勉为其难地去解开这个道德难题。

    简而言之，解决这些道德难题，一开始动力并不是成为“内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所以，李世民处心积虑地大造社会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过是为了抹杀父亲作为创业之主的地位；同理，极力抹杀兄长李建成在创业过程中的功绩，也是为了证明他不够资格拥有这个帝国。论功行赏，这帝国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亲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摆着是占了自己的便宜。然后再在史书中伪造几条“高祖许诺以秦王为太子”之类的记载，“正统”问题也就算勉勉强强地解决了。

    而解决监禁父亲所带来的“孝悌”问题，李世民则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他诬蔑父亲多次有过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的“劣迹”，甚至将兄长李建成也虚构成执行老父大屠杀政策的刽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想要用“仁”之大义来规避“孝”之小义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渊既然如此残暴不仁，那么，其反对者李世民强行接替他的权柄，虽属不孝，但却符合“仁德”，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