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位于文庙街东头路北的为迎接世界客属第27届恳亲大会在开封举办而兴建的珠玑巷文化工程已近尾工。当9米高的孔子塑像在开封府文庙遗址之上高高耸立起来的时候，人们仰望双手合于胸前、目光睿智的孔老夫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之敬呼仿佛仍在九天回响。这里曾是清顺治九年（1652年）知府朱之瑶迁建的开封府文庙，当时为“东庙西学”，即文庙在东、庙西为儒学，真个是仁义明伦、合礼昌明、庙学皆盛。

    1.从“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份大字报说起。在“文革”中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笔者在一所高校的大字报栏上，看到一份“揭老底战斗队”的批孔大字报，很是吃惊。文字不多，说的是“孔老二是个私生子，其父是个老流氓”云云，虽然当时孔子在社会上已可谓被“批倒批臭”，但由于笔者年轻，孤陋寡闻，更不觉得孔圣人会有如此家世，心中实有七分不信。回到家中忙寻来司马迁的《史记》，查看《孔子世家》，文内竟赫然记有“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一事，大为茫然。遂请教一位学长，他回答了一句话：“圣人也是人！”这句哲理之言令人难忘。光阴如梭，“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对孔老夫子的评价日趋改变。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孔子、《论语》讲得引人关注，孔子的出身、家世也成为主讲人的一个演讲热点，孔子是个私生子被摆上了大众传媒的台面。虽然此时社会上人们对大千世界中的事物、人物的认识水平都有了飞跃般的提高，但笔者心中留下的那种“揭老底战斗队”的阴影仍驱之不散，直到前两年偶然读到著名历史学家樊树志教授的《国史十六讲》，自己才算开了窍。樊先生在其书的《孔子与儒、儒家》一节中，如此介绍孔圣人：“孔子自称‘吾少也贱’，那意思是说，他少年时家境贫寒，出身微贱。不过另一层意思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出来：他是个私生子……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六十四时与颜家少女‘野合而生孔子’。所谓‘野合’，按照古人的理解，就是‘男女苟合’，‘野合而生’当然是非婚生子无疑。以往的儒生都自认为孔门弟子，本着尊者讳的立场，百般否认这点，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樊先生在书中对孔子的评价极高：“孔子为儒家构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政治伦理体系，具体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影响之深远，是中国任何一个学派或思想家无法望其项背的。”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被“批倒批臭”，从衍圣公到孔家店，从尊者讳到揭老底，在我们要说文庙之时，全面正确地了解孔子这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伟大哲人，很有必要。

    2.从北宋太学国子监到开封府文庙。开封虽然不是孔孟的故乡，但却是距曲阜、邹城最近的大古都，是古代离孔孟故里最近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齐鲁文化最亲近的中原文化的首善之地。开封正是孔子学说影响最大的地方，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和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周游列国时还先后到过开封境内。以东京开封为国都的赵宋王朝，在运用孔孟之道理政治国方面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不少国内史学家和国外汉学家都认为——北宋政治清平、经济繁荣，标志着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社会形态的萌发。其表现不仅是坊市分离的结束，更表现出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文官政治取代了军人政治。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时期，得到选用的官吏中出自平民百姓家庭的越来越多。这一切都是以孔孟之道为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的。设在东京开封的北宋太学、国子监便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教育管理机关。在历代王朝的更迭中，其国都所在之城的文庙或文宣王庙一类祀孔庙宇，与太学、国子监，从功能、作用到称谓，都有一个合署、分离、不同演变的历史。先说太学——据清人周城撰的《宋东京考》卷九记载：“按太学在南宫城之蔡河湾，建隆中立，后为国子监。”太学最初创始于西周，当时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太学，还与太庙、明堂、灵台等集于一地。到汉武帝“定儒一尊”之后，在长安所建的太学方才成为“国立中央孔子学院”，并兼有“国家教委”的功能。到北宋东京开封的太学，早期人数较少，逐朝在不断增加，到宋徽宗一朝，已“增生徒三千八百人”（见《汴京遗迹志》卷三），规模甚为可观。再说国子监——历史上出现较晚，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把原国子学改称国子监，专门管理教育与太学并存，且一同研习儒家经典。北宋东京开封的国子监，有时也称国子学，有时国子监还与太学互称。我们见到的有关古籍中和今人的学术文章中都有这种说法。太子与国子监，二者其实既有相同的功能，又有不同的职能，二者以及各级官学与文庙都姓“儒”，它们有着既紧密又微妙的关联。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的史志类书中于“寺庙”一栏里根本查不到文庙。像汴京文庙，在《汴京遗迹志》一书中，就不在卷十一《祠庙庵院》之内，而记载于卷三《官署二》中。至于北宋东京当时有无国家级的文庙和开封府文庙，似乎还是个问号。当时的太学、国子监既兼有国家（宋廷）和地方（开封府）的教育管理和儒学传授，还兼有文庙的功能。文庙的功能说白了，空间上就是学校大礼堂，是行施祭拜孔子之礼的地方。为何各地学、庙常常相连一体，也是个中一个原因。

   到北宋后的金，汴京文庙已从与太学、国子监的混合体中独立出来，这在李濂的《汴京遗址志》中有明确的记载。金代贞年间，金人为抗御蒙古将原东京内城扩大，北宋时太学旧址原在朱雀门外附近，由于在扩城的拆迁范围之内，被迁移进内城的东南城下，名称也由太学改为文庙。对此时的文庙，宋末元初周密所撰的一部史料笔记《祭辛杂识》中有生动的史事传闻记述：“文庙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莲池，尚有璧水遗意。”又曰：“汴京天津桥上，有奇石一大片，上有自然华夷图，山青水绿、河黄路白，粲然如画，真异物也。近闻移置汴京文庙中作拜石矣。”这两段文字，不仅让我们窥视到开封文庙诗情画意般环境的一瞥，还是我们看到的史籍中最早的“汴京文庙”。这座居汴水之南，金贞元年（1213年）的汴京文庙，在元至元元年（1264年）改建为汴梁路学，此后学庙屡遭洪水淹没，先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决口汴梁，学宫被淹；明洪武三年（1370年）改称开封府儒学，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十三年（1390年）河决开封，府儒学两次被淹；明永乐五年（1407年）开封府儒学移建于丽景门（宋门）内西北，明天顺五年（1461年）黄河决口土城，开封城内洪水深丈余，府儒学又被淹没；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官军先决口黄河，水淹闯王农民军，后闯王农民军决口水淹明官军，开封全城毁灭，文庙随之全部淹没于地下，直到清顺治九年（1652年），开封知府朱之瑶将文庙移至今文庙街处。其间，开封府文庙达到了北宋之后的又一个昌盛期。据《开封市胜迹志》载：“当时文庙内有大成殿七大间，非常高大（殿内敬塑孔子、四配、十二哲之像）。孔子像前竖有‘大成主圣先师孔子神位’，孔子像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着十二章王服，手执镇圭。四配为：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亚圣孟轲。——笔者据史料记），东西庑各七间，后有启圣祠三间，前有戟门三间，棂星门三间，外为泮池，左右建‘圣城’‘贤关’二牌坊，街东西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牌坊。”其中棂星门、泮池是全国文庙统一的标志物。开封府文庙的泮池石栏环绕，是标准的半圆孤型，不知为何距北移前的棂星门就超常之远，位置在原开封一高红楼后边学校后墙处，上个世纪50年代尚有泮池栏柱在。老一高的师生都为红楼及校北半部地形明显低洼不解，不知是否与泮池有关。旧时地方学宫称为泮宫，儒生考取府县儒学生员即所谓秀才，名为入泮或游泮，由来于此。清代的开封府文庙，可谓建筑“巍乎焕然”，庙学“仪冠中州”。谁知还是难逃洪祸之灾，走向末路。张家顺先生在《重修文庙碑廊记》（2014年10月10日）中感叹：“惜道光时，又遇水患，庙学毁败。”

    北宋以后的开封府文庙，三移其址、六次被淹，悲哉，如此文圣之地为何遭此命运，已经不是传统的风水问题，不觉让人想起儒家著名的“天人合一”观，让人联想到古城开封的兴衰与黄河的关系。文庙六次被淹，全部是因黄河决口洪水进城。作者：汴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