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老城记忆第四期

　　许多人都知道槐仙商厦和古槐街，却不知道商厦和街道的名字源于三棵老槐树，更不知道，这三棵老槐树承载着两个家族的故事。现在，这三棵树已经被列入市级保护范围，成了市区的一道风景。然而，它们所历经的历史风云却被尘封起来。现在，让我们走近老槐树，听听它们伴着主人一起经历过的风风雨雨。

　　姚家的护树往事

　　“元末明初，水旱蝗疫频仍，凡四十载……吾祖朋贵手植幼槐于院中，历494载，此济源第一槐，名扬晋豫……”这是姚天立为大槐树写的碑文。为大槐树立块碑，是姚天立多年来的心愿。

　　姚家老槐树矗立于宣化街槐仙商厦旁，被一圈白色围栏护着。因为围栏内地方有限，姚天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立碑位置。在他看来，大槐树浸着祖上的血汗，承载着家族的兴衰史。

　　在姚氏家谱中，赫然有一段关于大槐树的记载。这段话把人们带到了600多年前的动荡岁月。

　　元朝末年连年战争，加上持续40多年的灾荒，致使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明太祖朱元璋着手实施了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姚氏先祖姚朋贵带着妻子徐氏及3个儿子在移民大潮的裹挟下，从山西省平阳府太平县来到济源城隍庙对面的舞楼街安家落户。为了不忘祖根，姚朋贵亲手在新居的院内栽了一棵槐树。这棵树历经494年，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不料，兵灾人祸再次降临，姚家人和老槐树在这场灾难中都未能幸免。

　　据载，1867年12月，北方农民起义军——捻军西路军首领张宗禹率部由陕北东渡黄河，经运城、垣曲进入济源，一路上攻无不克。捻军把济源县城围得如铁桶一般，与守城的清军展开激战，一直打了七天七夜。官民被围困在城中，吃喝都成了问题。清军以补充军需为由多次向姚家摊派粮款，均被姚法舜拒绝。官府派衙役10多人前来强征，并要连根刨掉大槐树以充粮款。为了保护大槐树，姚法舜拼命上前阻拦，惨遭毒打，却无法挽回大槐树被砍的命运，之后含恨而死。他的儿子随后在原址又栽下了一棵槐树。

　　姚家还有一物，与槐树齐名，乃其祖传膏药。姚家家谱上记载的姚法舜护树的文字中，提到其家的金字招牌“姚家祥瑞堂祖传万应膏药老店”就一直挂在大槐树上。在姚天立的侄子姚景龙家，记者见到了姚家人精心保存下来的老招贴广告和包膏药用的标签。标签上面用红泥印着“槐树为记”。看着100多年前的标签，姚氏一族都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当中。

　　“我们家这棵树以前非常有名，西安、武汉、上海都有人知道它，晋东南、豫西北知道它的人就更多了。以前外地人来买膏药，都是先找到老槐树再找到我们家的。”姚景龙的哥哥姚景兴说。过去西医还没有发展起来，人们有病除了口服中药外，就靠贴膏药治病。如今，姚景兴家早已搬离了大槐树，住在西街水果市场西边，但仍有人到大槐树附近打听，摸到他家讨膏药。

　　“山西的马帮过来，十几头骡子拉着铁货，换粮食换药，经常来我们药铺。这棵老槐树，在山西可出名了。”姚天立说。

　　“这可不是胡说的，以前外地人可不是循着老槐树去他家买药的？前些年还有人到老槐树附近打听呢！”已经搬到西街新村的王小省曾和姚景兴家隔邻，“他家除了卖膏药，还做其他生意，有好多间门面房。土改时，一些门面房被分了。”

　　其实，早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姚家的房屋和院子就已经不由自家人做主了。“日本人占了济源城后，我随家人逃到了思礼竹园沟。先是日本人住进了我家的院子，然后是李更生、王同玉和张金彪先后把我家当成了‘司令部’，带着家属堂而皇之地住了进来。”这几个人当时都是济源的土匪头子，后来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无恶不作。“我堂姐长得漂亮，被张金彪看上了。”姚天立指着姚景龙说，“也就是小龙他姑，张金彪非要娶她当小老婆。我们家人都不愿意，张金彪就带人把她抢走了。我堂姐瞅空就逃，逃了几次都被抓了回去，最后一次被抓住后，被张金彪活埋了。解放以后，小龙他爸一直告状，要为姐姐申冤。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张金彪被枪决了。”

　　赶跑了日本人，汉奸们也夹着尾巴从姚家老院溜走了。等姚家人从城外再返回家时，看到家里被糟蹋得一塌糊涂。楼板被烧了，家具也被毁了。“我爷爷逃走时，把布匹、黄金都寄放在王柴庄他的同学家。回去要时，他同学说东西被土匪给抢了。后来听王柴庄的人说，那家人并没有遭抢。所有的家产都没了，爷爷就白手起家。后来，他的那个同学进城，都不敢从我家门前过。说起这些，爷爷就教我‘明伦理，顾廉耻，习勤俭，守法度’。这是我们家的祖训，钱没了可以再挣，但不能干坏良心的事。”姚景兴的儿子姚志强说。

　　提起这些，姚天立又回忆起一件往事。“一个山西人卖了铁货以后到我们家买药。他走了以后，我四姐看到地上有一个粗布手帕，打开一看，手帕里卷着厚厚的一沓钱。小龙他爹让我四姐收好手帕，在药铺等着。果真，那人走到西关才发现钱不见了，找到药铺时脸色都变了，话也说不成，看着我们家人拿出手帕和钱，只是一个劲地作揖。”

　　等世道慢慢安稳下来，姚家人的布匹、染料、膏药生意重新开张，生活又慢慢好了起来。老树也似乎得到了滋润，长得更加枝繁叶茂。“一到夏天，遮得满院阴凉，老槐树把整个院子和房子都给挡住了。” 姚景龙说。解放前后，这个院子的前面一直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离树不远的地方有口井，常常天不明就有人拍门讨水喝。闹饥荒的年份，讨水的和讨饭的排起了长龙。“那时候的人真遭罪啊！”姚景龙摇着头说，“做生意也操心。烙个烧饼，得一个人烙，几个人看着，一不留神，烧饼就被要饭的抢走了。”

　　“有人看上了这棵树和院子，要买下来。我三奶说，就是用元宝把院子铺满我们也不会卖。守着这个院子，子孙们就算烙馍也能养活自己。”姚天立说。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姚天立在外上学，饿得受不了，就偷偷跑了回来。但是，家里也没有粮食吃，全家人都饿着。轵城赵村的几个人找到他家，围着大槐树量了又量，比了又比，出3000元高价想买下这棵树。“赵村人做耧，槐木耧最好，他们是看上这棵树的木头了。我父亲说，别说3000元，就是给3万元我们也不卖。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卖树就是卖祖宗！”姚天立说。

　　顽强的王家老槐树

　　已是初冬，万木凋零，但西街水果市场西门不远的两棵老槐树稍上依然挂着泛黄的叶子。离树不远处，几个人在烧火取暖。“这两棵树可耐活呢，年年人都说不中了不中了，来年春天又恶恶地长起来了。”60多岁的李昌军说。老槐树对于住在这一片的人来说，和老街坊一样亲切。

　　“这树被炸伤过，要是不伤的话，只怕比宣化大街的那棵老槐树还要粗些——别看这树低，地面底下还埋着1米多高的树干呢。可惜了，受过大伤呢。”透过火盆中红红的火焰，李昌军回忆起了那个战乱的年代。

　　日本人的飞机第一次过来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许多人还说呢——“飞机会下蛋”，大家都仰着脸看稀奇，好家伙，一丢下来，人都知道厉害了。以后一听飞机响，人都赶紧躲，但树不能躲开炸弹，两棵树都被炸毁了。

　　“这树是老王家的，想了解再细点，你找他们家人去。”顺着路人的指点，记者敲开了王位青的家门。

　　82岁的王位青眉发皆白，面色红润，身体硬朗。“这棵树是我奶奶嫁过来时带的。”他说。

　　以前，这两棵老槐树北面是一个四合院，院子前面有片空地，空地上是1米多的深沟。王位青奶奶的娘家人懂风水，嫁姑娘时请人在沟边栽了两棵槐树，又运来许多土，把树南面的沟给填了舞台大一块平地。这一整治，院前一下子宽敞了许多，眼前也清亮了好些。“算一下，这树也有一百六七十年了吧！”王位青说。

　　“日本人来以前，这树就长好大了，夏天时一片好阴凉，街坊邻居都喜欢端着碗到这里吃饭、乘凉。以前的街也窄，树枝把好长一段路都遮严了——两棵树中间的阴凉不断。”王位青的妻子冯秀芝说。过去济源城也是一个热闹处，沁阳、孟州、温县的人都拉车来济源运煤、拉石头，商丘的一些拉脚人也爱在这里歇脚，都是贪这片阴凉。每次日本人的飞机来，大家都习惯性地往树下跑——可能是觉得树枝可以挡住飞机，车多，挤不到树下的车能排到胡同外面，把这一条街都占严了。一个姓王的老婆婆，以前住在西面的圪沱边上，可能是觉得不安全，就到槐树附近一户人家的灶火房住了下来，听到飞机响就背着铺盖往外跑，跑到了大街上，又想起一件衣服忘了拿。等她再取了衣服跑出来，飞机正好过去，可能是看到树下的车多，就专往这树下丢炸弹，结果，那个老婆婆当场被炸死了。

　　“听说连头都给炸掉了，飞机过了，人们才发现她的脑壳挂在东边的大槐树上。”王位青的儿子王建国说。

　　大槐树浓密的树枝不但成了人们借以庇护的保护伞，也成了日本人的轰炸对象。

　　“那时丢炸弹是常事，人们三天两头得找地方躲炸弹。有一次，日本人把飞机丢到了我们的院子里。”王位青和王建国到大槐树下比画着，距槐树北不远，曾是他们家的四合院。“我妈正在上房屋里，其他人躲在街屋的床下面，我在外面往南城墙的防空洞跑，眼见飞机过来，就势在路边的小河沟里趴下了。结果，飞机就在我身边没多远炸了，那弹坑里都炸出了水，掀起来的土把我埋了起来。飞机过去以后，有人路过，就把我从土堆里拉了出来。回家一看，家里的东西厢房都被炸毁了，上房屋的墙都斜了——幸亏是立架房，房子没倒。人都没事，家里的牲口拴在东厢房边上，居然就剩那面墙没倒，牲口也没事。”王位青说。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老槐树好多树枝都受了重伤，树的主干下面也被炸出了大洞。“下雨的时候，我就用泥把树洞糊糊，拾点碎砖把树洞给挡挡，不想让它沤了。”冯秀芝说。

　　树的重要性不仅是精神上的，在特殊的年代，也是物质上的。在王建国看来，这棵树也是家里的一员，是他的长辈和伙伴，曾帮助他度过艰苦的童年。他说：“我上学那会儿，家里正困难，每次开学就得交几块钱，另外买一本作业本也得6分钱——大人辛苦干一天活才能挣3毛钱。到槐米长成时，我就上到树上，小心翼翼地摘下槐米——怕把树枝给压折了，很远的枝也不敢拽。摘下的槐米晒干了，1斤能卖3毛钱。出门就是收药材的地方，我摘了槐米卖，也够我上学的费用了。那些没摘到的槐米开了花，到秋天结成果落下来，我妈就给扫回来晒干——这是槐豆，也是药材。家里熬汤时，大人也会在低处的树枝上捋几把叶子放到锅里去，既顶粮食又好吃。”

　　对老槐树情深意切的王建国曾因为保护老槐树和人吵过架。“西街整体规划的时候，西面那棵树正好在两条路的交叉口旁——既在东西路上，又在南北路边，有人嫌树碍事，想要砍掉，我一听就急了——北京搞建设还保护古树呢，这树谁也不能砍！他们见我急了，也没办法，树就留下来了。嘿，路修好了，这条南北路竟起名叫‘古槐街’，这两棵老树也成了景儿了。”1997年，王建国家在新划的宅基地上盖房子，一个枯树枝有些碍事，王建国不得已，只好锯了它。下锯拉了没几下，只听“刺啦刺啦”的刺耳声，一看，树枝里还包着炸弹皮。“这树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都说‘千楸万柏，搁不往老槐树歇一歇’，估计它们再活几百年也不成问题。”摸着老槐树受过伤的枝丫，王建国露出了淳朴的笑容。

　　古槐见证城市变迁

　　去姚景龙家需经过人民商场旁的一条胡同，老济源人都叫它“尿骚胡同”。胡同对面曾有一座城隍庙，占地一二十亩，是当时城里最大的一座庙。

　　“听老人们说，这城隍庙以前香火很旺，庙会时非常热闹，日本人把庙给炸了以后，这里就成了空院子。后来，杨凤仙、郭桃花从洛阳来到济源，组了个济源新生剧社，就是后来的济源豫剧团。她们的戏好，名气也大，红了以后就在城隍庙里卖票唱戏，一天两场。来看戏的人你不知道多成啥——那时候没有公共厕所，人都跑到胡同里方便，气味很不好闻——这胡同名就是这么来的。那郭桃花还寄在我三奶名下当干女儿，和我三奶可亲密了。城隍庙的对面是牌坊，牌坊往南是舞楼，在舞楼唱戏的时候，牌坊上面爬的都是人。”姚天立说。

　　“那个牌坊被毁太可惜了，上面雕的有龙有凤，非常好看。后来，城隍庙那儿又起了三层小楼——那是济源当时最高的楼，是邮电局的，人们打电话、发电报都在这儿。”姚景龙说。1964年以后，随着市区道路的拓宽及商场的建设，姚家的四合院和所有房屋一并被拆，从此姚家老槐树就从四合院里站到了宣化街上，成了城内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每到春节或家里添了人口，姚氏一族还有人到老槐树下烧香告诉一声，“树旺人旺，这树是我们姚家的根。”姚志强说。

　　说起建槐仙商厦，姚志强又想起一个故事。盖商厦时，克井有个姓齐的人在工地上看东西，夜里就睡在老槐树下。有天夜里很冷，他就捡了柴在树下烧火取暖，正躺着，一个穿白衣的女人飘到他身边说：“你这火离我太近，熏着我了。”听完，这人一个激灵起来，原来是一场梦。他赶紧找来水浇灭了火。第二天，姚天洪经过这里，这人拉着姚天洪一五一十地把那梦讲给他听，恰好姚家也常听人说这树上住着一个女的，穿白衣，自姚家拆了老院，常有人夜里到槐树下供些香火、水果。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倒是给保护老树做了活广告。别说没人轻易去动它，就算有人闻名来求些枝叶做药，也会辗转找到老姚家人，让他们先到老树跟前告诉一声，才敢动手折枝叶。

　　“来的人说，必须要槐树的枝叶入药才管用。这也不全是迷信，我们家的膏药里就有槐树枝、桃树枝、柳树枝……”姚志强拍拍他带过来的祖传秘方说。

　　这样的故事在南边的那两棵老槐树下同样上演着。“初一、十五常有人来烧香，起早的人还能捡到苹果、糖果和饼干。”李昌军说。

　　“以前到了夏天，我们常常睡在老槐树下。有一年，几个商丘的拉脚人图凉快，也到那儿睡。半夜的时候，几个人都睡不着，一睡下全身都说不出的难受，离了这地方马上就好。打那儿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到这儿睡了。正好街上有个老婆儿拽下树枝捋几把叶子熬汤喝，吃下就肚子不舒服。她赶紧带了香烛来烧，很快就好了。街上有刚学说话的小孩指着树上说上面有个老爷爷——恰巧以前就有人说这树上住着一位老汉，这么一传，就再也没有人敢来动树了。后来，看到有小孩爬上树玩，街上的大人们就会喊他们下来；有人来捋槐叶、折槐枝治病，都会找到家里来，放下点解利钱，让我们家里的人烧烧香。”王建国说。

　　他家的南边就是西街水果市场，以前那里是一片洼地，洼地南是城墙，王家老宅这块儿曾叫南草园。洼地比南草园低1米多，是百姓的菜地。后来，全市搞大建设，北边自不必说，除了槐仙商厦、淘宝城及周边繁华的服装市场和小吃市场外，南边也店铺林立、寸土寸金，四周有车水马龙的大街把这个地段连成了一片商业圈。每到周末，这里就车连车、人挨人，一派繁华的景象。除了老树枝上残存的弹片伤痕外，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几次从西街采访出来，四周都是一片灯火，让刚刚从历史里跳出来的记者顿生恍惚不知何处的感觉。路上想起姚景龙讲的一段历史：日本人占领济源城的几年间，城几乎成了空城，人们在济渎庙前自发聚成了一个市场——在城里，树尚且遭殃，更别说人了。战争年代，父子不能相保，夫妻不能团聚，地愁天惨，草木凄伤……在明亮的灯火下，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已经了无踪影，曾经的苦难也被人们淡忘了，只是不知道这三棵老树还记不记得历史的天空上曾经飘荡着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