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城墙的夯土层，当时是经过夯板压制而成的。”来到轵国故城，曹国正先生指着城墙上浅浅的叠痕说，“你来得不是时候，现在杂草和树木都把城墙覆盖了，要是在冬季，我们还可以看到春秋的小夯筑墙和战国的每层夯筑墙，剖面上还可以看到夯窝。你别看现在城墙的样子不起眼，在当初却是个伟大的工程，要是城墙周围的农作物收割了，你站在下面，依然会感受到它的高大。”

　　不用等到农作物收割，走上蒿草和蒺刺覆盖的古轵城城墙，往昔似乎已模糊可见。

　　尽管已经经历了２０００多年的风雨侵蚀，尽管高高的玉米漫漫涣涣地分散在城墙周围，但居高而望，城墙清晰依旧，一个方城的轮廓依旧。

　　只不过是城里的主角变了，原来的繁华所在，如今成了肥沃的良田。

　　按曹国正先生介绍，轵国的形成，颇有些传奇色彩。轵出阳樊，其传奇与周襄王赐予晋文公封地有关。

　　《济源市志》记载：“周襄王十七年（前６３５年），晋文公定王室。王以阳樊、温、原、攒茅四邑赐晋。”

　　在春秋时，封赐是君王对臣下的一种奖励方式，有时候甚至成了滥施的恩赐，但被封地的臣民有的能接受被封予他人的事实，有的却未必愿意。这样，在其时便有一种特殊的政策，受封赐的人，对其被封地不愿降服的臣民，可以武力讨伐征服。

　　因晋文公拥立周襄王有功，所以周襄王以阳樊（今济源西曲阳村）等四地赐之，但周襄王可以分封，却管不着接受方。他对接受方很讲民主，愿不愿分封是我的事儿，接不接受分封是你们的事儿，所以周襄王的每一次分封就等于赋予了臣下争斗的口实。晋文公所受四邑中的“阳樊”和“原”在今济源境内。晋文公是那种很“文雅”、有抱负的君侯，他在接受封地时，并不想以武力相向。

　　据历史记载，至少在接受“阳樊”和“原”二邑时，晋文公是以非武力的、“温文尔雅”的方式取得的。“原”是夏代的都城，晋文公先取“原”。他取得“原”的方法堪称一绝。当时，他先命令士兵各带三天粮食，把“原”城包围起来，虽然他兵强马壮，取城如探囊取物，但他除了包围并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对手下说：“限时三日，若原民不降，即撤之。”其时，晋文公属下都不知晋文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三天后，“原”民并未投降。这时，派出的间谍人员从城里回来报告说，城内“原”民的粮食就要没了，持续不了几天就会投降。晋文公属下将领听到这个消息大喜，都劝晋文公再包围几天。素有大志向、大胸怀的晋文公却说：“诚信是立国之宝，也是取得民心的根本。如果再继续围下去，我虽然可以得到原城，但却失去了诚信，以后怎么能得到原民的拥戴呢？”于是，便下令撤军。

　　“原”民见晋文公如此守信，便主动降于晋。这样，就有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伐原示信”的典故。

　　然而，当晋文公用同样的方法对付“阳樊”时，其算盘却没能如意。

　　同样是围而不伐，同样是“温文尔雅”的“礼兵”，结果却大相径庭。“阳樊”的臣民们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史载“晋军围阳樊，阳民不服。文公从阳樊大夫仓葛之谏，乃解”。

　　面对晋军的包围，“阳民不服”是有缘由的，原来，阳樊民众是周太子虞仲的后代，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直辖市，是归中央直接管辖、和晋文公平起平坐的，现在却突然要降一级，当然接受不了，搁谁也不愿由天子管辖变为诸侯之属地。

　　晋文公亲率大军包围阳樊城，劝其归附，但阳樊守城军民就是不买晋文公的账。而晋文公面子上也过不去，真打，城得了，但城里的人心得不了，自己也失信于天下了。所以就僵持在了那里。

　　这个时候，阳樊大夫仓葛提出了一个也是亘古未闻的建议，才使矛盾化解。要说，仓葛提出的这个建议也真叫绝。他以周襄王“赐地非赐百姓”为理由，只愿交出城池，而把城里的百姓带走。仓葛谏说：“周襄王赐给晋文公的是阳樊的城池而不是阳樊的百姓，既然阳樊的老百姓不愿降服，就让晋军入城，阳民退出，这样两不干涉，你情我愿，岂不两全其美了？”晋文公虽然觉得仓葛提出的理由是很勉强的诡辩，无奈他也只好屈从了仓葛的条件。

　　就这样，仓葛率阳樊民众退聚东南二十里驻守，“始以战车列卫（卫通围），继而筑城”。“轵城”一名，即源于此城初以战车列卫（“轵”字意为车轴端或车厢西边的栏木）。因在古代，车毂、车轴末端、车厢两侧的栏木都称“轵”，所以，“始以战车列卫”的这座新城，就被称为“轵城”。而这种独特的城防营造方式，在古代或者说在古今中外，搁到吉尼斯大全里，恐怕也是最独特的。

　　“综合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调查，轵城的始筑年代最迟应该是春秋时期，但部分城墙的构筑手法，与郑州商城和湖北盘龙城的建筑手法、城墙结构非常相似，所以轵城的始建年代上限，有可能推到更早，这还有待于更多的发掘资料来证实。”曹国正先生说，轵城从建城之日起，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就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历程。春秋时期，轵城为晋国（都城屡迁，地域大致在今山西东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属地。公元前４世纪中期，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史称“三家分晋”，轵城归韩。韩景侯十七年（前４０９年），韩都由阳翟（今河南禹州）多次迁移。在此期间，轵城曾为韩国都城，进行过大规模营建，初步形成规模。后轵城又属魏国，据记载，魏惠王十三年（前３５８年），韩国使者计息出使魏国，经过谈判，魏国以鹿易轵。轵城经过魏国的经营，空前繁荣起来，特设盐铁官。《盐铁论·通有篇》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轵城都城的衰亡

　　经过春秋战国的营建，至战国中后期，轵城已富冠海内，成为天下名都之一。自秦昭襄王十六年（前２９１年）轵邑归属秦，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年）实行郡县制置轵县（属三川郡），轵城一直是军事重镇。

　　“到西汉初，轵城的城市经营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期。由于朝廷的重视和扶持，轵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公元前１８７年，吕后封汉惠帝之子刘朝为轵侯。并在轵国西北隅兴建宫殿区，在涂沟水东岸设祖庙，即轵侯焚修香院。

　　公元前１７９年，汉文帝封大将军薄昭为轵侯。薄昭是汉文帝的舅舅，曾亲自迎立文帝于代郡（文帝为代王），为文帝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帝封其为轵侯，足见轵地之重要。”曹国正先生说。

　　自春秋战国至西汉，诸侯王的权力较大，他们以“造城以守君，筑部以安民”为立国安邦之大计，在保留原有城池的基础上大兴宫殿、祖庙和墓地，封地民众也陆续迁入城内，轵国逐渐繁荣起来。汉武帝中期，皇室逐步消减诸侯的权力，废除诸侯国，轵国也被废除。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封李寿、寇赞为轵侯，轵城经营得以延续，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

　　“轵国故城从东周开始修建，后来逐渐封王，到有汉一代，基本达到了它的巅峰，无论是版图、城市的规模以及人口数量都达到顶峰。”济源市博物馆胡成芳书记说，“当时衡量诸侯国富有还是贫穷，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经济，在轵国故城，商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博物馆现存有从济源轵国故城中王村出土的一批战国时期的布币。布币是当时商品交易媒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这些布币不仅有轵国生产的，也有来自当时全国各地的，有十几种之多，这是因为，当时小国林立，各国生产各国的钱币。作为商品交流的媒介物，这些布币集中在济源轵国故城中王村出土，说明当时这里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地。”

　　但到隋开皇十六年（５９６年）时，轵城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秦以前，对于四渎之一的济水，基本无定归可言，换句话说，是一件不太严格的事情，适逢动乱之时，祭祀也就可有可无了。到了秦朝，专门修建了祭祀四渎的祠庙。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时期，祭祀济水，成为一国之大事，是国家礼仪的重要内容，但凡国之大事，战争、政权更迭乃至皇室成员之生死，都要向济水禀告。祭祀济水的规格也空前提高，最终因祭祀活动的需要，在轵县北部设济源县（原轵县的北部划入济源县，轵县仍保留）。曾经的繁华都市渐渐“失宠”。到唐贞观元年（６２７年），轵县并入济源县。此后，由于行政区域的变化，轵城的地位明显下降，逐渐沦为村镇。虽然清代所置的轵城北门石额仍以“古轵国”称之，但它只能印证轵城在战国时期是一个都会之地。

　　曹国正先生说：“轵城由盛至衰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其一，自隋代开始，封建割据势力逐渐消亡，大一统的中国已经确立，作为军事重镇的轵城，其作用也随之降低。其二，战争也是轵城衰败的因素之一。战国至宋，在轵城一带发生的战争不下十余次，每次战乱，都会导致城池的破坏、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衰退。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与济水祭祀有很大关系。从隋开皇二年（５８２年）隋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修建济渎庙到济源县设立，前后共计１４年。朝廷在距济渎庙不远的地方建立城池，并设立济源县，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一为祭祀方便，二为提升济水之名。行政区划的变迁是轵城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首席记者李红军文图【原标题：轵国故城的历史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