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藏区，那里人民生活在高原地区，他们的家罩到处帖满了年画，因为藏区人民熟悉的只是高原生活，通过年画，他们可以了解祖国的文化、各地的风士人情。所以年画是多么必_不可少。我国农民有八、九亿，年画是他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这个阵地怎能随意放弃呢？可现在有些人却不考虑艺术要为他们服务，不恰当地突出表现自我，只求自我陶醉，却不顾别人是否理解。创新当然是对的，但基本目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尊重广大人民的审美习惯。有人认为艺术应有创作的自由，西方就比我们自由。我们广东每年都有机会结识许多外国、香港的同行，许多人都讲了真心话。看起来，他们要画什么就画什么，其实他们受到了一个大的约束，那就是他们的画展必须有资本家撑腰，资本家欣赏什么画，你就得画什么。我看这可一点不自由。在西方，艺术就像商品一样，非得不断翻新花样不可，你求怪，别人没有的你有了，有人看上了你，就成了榜样，把你的画包下来，那你的创作都得听他的，你失去了反映社会生活的自由，这是最大的不自由。社会主义画家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可以给人民以最好的精神食粮。我们服务对象应是广大人民，这是艺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画马克思、画人民的生活就有社会功能，表现了社会主义的特点。

　　近年来我听外面来的人讲，国画的威信在海外下降了，贬值了。中央也提出要警惕艺术“商品化”的倾向。某些画家由于只顾赚钱，题材手法都用得太滥，没有新意。求量不求质的作品充斥市场，怎能不贬值呢？我们听了实在不好受。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事业变成单纯的商品交易。对钱的兴趣浓了，就会对那些无利可图但人民、社会需要的画不感兴趣。尤其我们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工作之余作画的时间不多。我与鸥洋都这么想，凡是遇上假期，只要经济许可的话，我们就一定下生活。这么多年来我与她基本上是轮流下去，一下去就把一年的积蓄花光。下生活回来往往苦于无时间将感受到的进行消化。时间对我们太宝贵了。我们都是过了四、五十岁的人了，如果我们利用这些时间都去搞展销画，轻轻松松，每月可以增加不少收人。而画马克思、恩格斯，辛辛苦苦，稿费还比不上一张舞蹈小品，你画不画？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在学院里、在国画系师生中中产生的影响。我意思也不是说清高到不要稿费，因为沿有一点再生产的条件也是不成的。但如果是去追求稿费，为了钱就会毁了艺术、毁了人品。有的画确是感到吃力不讨好。好多年前，为了画《不灭的明灯》，我与鸥洋都先后上井冈山。前几年又合作《马上将军，马下诗人》(陈毅同志)，又是两人先后去山东，沿着陈毅同志走过的路线收集素材，对老一辈的革命家，我们是有感情的，也是人物画家的责任。化了几乎一年的时间，画出来了，连北京参加评选的资格都没有。如果不是广西博物馆好心收藏了它，这么大一张画至今恐怕还放在床底下。在北京开会时刘文西等同志也诉过类似的苦。难怪这几年原来擅长画人物的，也不画人物，都画山水或花鸟了。有的有能力反映现实生活的，也不画地上画天上的了。我确是十分关注着这个问题。我希望人物画的队伍要壮大，而不是缩小。我们这次来南京开展览，主要目的是想听听意见，同时也是表明我们还是坚持在人物画的岗位上。

　　四  人物画的创新

　　刨新离不开生活，必须通过生活。反映生活。坐在屋子里练功夫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新的对象，表现新的对象，来探索新的技巧。古人正是经过长期实践，才那么精妙地画出梅兰竹菊。人物画的关键也在实践，有些题材对国画来说难度较大，可你越不接触，难度就越大。比如部队生活就很难画，它不象山水那样，能充分发挥笔墨特点，但你也不能迥避。六十年代初，我就抱着这个想法分别去海军和空军基地。海军的衣服，发亮的甲板，前人无现成经验。我的《浴日》就是当时画的，我就想探究一下能否用大写意的笔墨画军舰，我有意借鉴齐白石画大荷叶的方法来画海军服，画河水的线条来画海水。用画虾的办法来画水淋过的钢板的倒影。虽然效果不是最好，但我有了信心，这条路可以走。画空军更难。我到空军基地时，当地师长、政委鼓励我，说不管成败如何，对国画家来说总是个“革命行动”，因为以前画国画的人不去那儿。于是我也就大胆尝试了一个月，用生宣纸来画发亮的喷气式飞机，同样能解决问题，而且比一般素描更痛快。工厂你也得画。我到茂名石油公司，那现代化的厂房一尘不染，你根本找不到什么一波三折、小桥流水，这是一种八十年代的新的美，芥子园里笔法都用不上，但我们有责任在国画里把它表现出来。比如画机器，要直，但直得不能象工程图，还须有笔墨趣味，这真不容易。当然，画少数民族的条件好一些，因为他们的形象很有特点，服装特点也强。但我的创作中，留给大家印象较深的还不是画少数民族的，而是另外几张。一张是《一辈子第一回》，一个很普通的老大娘，她没有什么“有利条件”，很平常。我觉得画这种题材的难处就是要用内在美来打动观众。一个老太太、一个劳动者，她活了那么大年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第一次当家作主。她那愉快的心情太动人了，超过了表面的美。画面上没有什么大动作，我只是根据太行山区老乡赶集把钱包在手帕里的动作，设想如果现在太行山区实行普选，她也必然是这个动作。   

　　还有一幅《雪夜送饭》，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但这幅画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挚友爱。这是我在体验生活时感受到的，是社会主义的美，国画完全能表现。

　　《矿山新兵》是我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时画的。当时分配我去矿区，我只要能画，苦也不怕。只是矿区怎么画呢？后来在哪儿生活了一段，大有感触，结果也画成了。所以画人物最重要的是表现本质的精神美。只要抓住了这点，什么对象都可画。

　　有人说国画应有个“扬长避短”的问题。我想，还是提“扬长克短”合适。这个短避不得，一避就使国画题材越来越狭，技巧得不到提高。这个短非克不可，只有克才能作出贡献。

　　国画必须创新。但是现在有些同志认为老百姓越是看不懂，就越新越好，有时变了形也丢了神。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有的同志讨论过。在某省讲学时有个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看法。他把画都挂出来让我看。有些很好，有些我却看不出有什么美。他画人像，眼睛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边有耳，一边没有。画老年人脸，象原子弹受害者。我说这不够美，画的对象恐怕不是这样的。他说：“杨老师，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认为丑的我却认为美。”我们一下子成了对立面。我给讲创新、讲变形不该故意丑化。双方讲了半天，还是格格不入。审美观、艺术观的差异如此之大，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我刚到藏时，有些藏民不愿让我们画，因为前不久有一批美术学校的学生到那儿画过。有的把他们画得很丑，藏民很恼火：坐了半天，一看吓坏了，再也不要他们画了。我于是想一定要恢复名誉。我抱着这个目的画了。他们一看兴趣就来了，很高兴。

　　有一位老师，去法国考察。回来后我问他法国艺术家对新派抽象画怎么看。他举了一例子。有个画家，家里挂了他老婆及孩子的肖像，很写实。可他喜欢的却是那些乱七八糟，不可理解的画。这不奇怪。因为艺术家，可以容忍一切，但也难以容忍将他老婆、孩子丑化。这个故事很说明问题。我们画画是为了让人民看的，现在有些青年忘了这点，画人物也就失去了正确的目标。

　　五  学画的方法

　　学画要向传统学，向外来学，向老师学，向生活学。其中向生活学最重要。艺术丝毫不能脱离生活，这是现实主义艺术最宝贵的经验。我对舞蹈很感兴趣，但以前画的舞蹈只是舞台上的。有时缺乏生活基础，会闹笑话。我画过一张新疆舞：一个维吾尔族姑娘在旋转。可我到了新疆，那边的同志就说：“杨老师，你画的是哈萨克的帽子，维吾尔族的裙子。”可见画小品也离不开生活。

　　除了学传统的笔墨、皴法、染法，更重要的是研究前人如何将反映时代与表现手段相统一，怎么消化生活变成艺术。过去我画山水时，对荷叶皴不理解。后来到黄山，看到山的皱纹果然象荷叶皴，才明白古人原来是这样从大自然中提炼出荷叶皴的。学齐白石不光是学他如何几点一个小鸡，几笔一_个虾子，而要学他高度概括生活的能力。黄胄画鸡，决不是白石的鸡，而是自己观察生活所得。来自生活，不熟练也可贵；脱离生活，熟练到落套，并不好。齐白石画过《蛙声十里出山泉》，1959年我和石鲁同志、程十发同志都一起住在白石纪念馆画画。石鲁同志受齐白石画的启发，画了一张《羊群出山沟》。一群白羊从山沟里出来，画面远看象瀑布一样，构图很妙，这是善于学习的典型例子。石鲁同志画《转战南北》的全过程我都看到了。他最可贵的是不满足老一套，一定要找出正确表现黄士高原的画法。艺术上就是这样，不能搞什么大李小李，大程小程。因为别人的经历、气质和修养你没有，摹仿最多只能学其表面。儿童画画爱摹仿，但也要向生活学，不能用李可染的牛，白石的虾来代替孩子们的创造。成年人如果鼓励孩子去摹仿，把摹仿当成主要手段，就错了。艺术的志趣来自生活的研究，来自不断地总结反映生活的经验教训，来自一种强烈的让观众跟我一起来感受大自然的美的愿望。不为名利所左右，而忠于艺术，像颜文梁老先生，九十一岁，还在勤勤恳恳作画，这种精神难得啊！他认为一个人要乐，又对我说不苦没有乐。这很辩证。下功夫多苦，你挨骂时多苦，画画并不一定受表扬、受鼓励，还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在藏区画《赛马冠军扎考》一画时，正在赛马场上写生，没料到马跑在草地上没有声音，就没在意，突然一匹惊马从我身后跑过来，跳过我的头，马蹄踢伤了我的头，差点丢了命。画画要经过这份苦，看画的人怕是不知道的。但一旦你画成了，把充满活力的生活表现出来了，你就感到快乐。所以千万不要搞昙花一现，而应根深叶茂，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根要扎在生活的士壤中，就会越画越有味，越吃苦越有味。我和鸥洋回广州后，准备再苦几年，闯一下，争取有所突破。七年之后，也就是我六十岁时，再来向大家汇报。杨之光【原标题：谈中国画人物画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