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扇面 谢琯樵 清 福建博物院藏
朱万章
“闽派”的说法,虽然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但和“闽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则是毋庸置疑的。一般说来,要形成一个画派,大抵要有创始人、画风传承和相近的地域等诸多因素。就“闽派”而言,关于这几点,除了相近的地域而外,其他构成画派的因素似乎并不清晰。唯其如此,有人便常常将“闽派”与“闽画”混为一谈。这一点,和学界经常将“岭南画派”与“岭南绘画”混为一体的现象可谓如出一辙。
“闽画”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宋代的陈容、郑思肖、葛长庚,元代的黄玉规、伍元如,明代的周文靖、边景昭、李在、宋珏、曾鲸、张瑞图、黄道周、吴彬、王建章,到清代的上官周、黄慎、华岩、林佶、郭尚先、伊秉绶、上官惠、谢颖苏、沈瑶池、谢琯樵等人,都是中国画史上可圈可点的重要人物。至于20世纪以来,在坚守传统与以西润中的潮流中涌现出的诸如林纾、李霞、郑乃珖、方君璧、陈子奋、宋省予等画家,与主流画坛名家相较,亦未遑多让。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闽画”中坚,为中国美术史的多元化发展增添了光彩。但他们是否构成了“闽派”,这实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这些“闽画”名家,他们不少人已经在小范围中形成了自己的画派,如以曾鲸为代表的“波臣画派”,以谢颖苏、沈瑶池、吴天章为代表的“诏安画派”和以李霞、李耕、黄羲为代表的“仙游画派”等即是此例。很显然,在20世纪以前的“闽画”发展中,是否真的存在过“闽派”,在学术界来进行争论,似乎已无实质的意义,更无必要。但在晚清以降直至20世纪以来的“闽画”发展中,“闽画”所形成的地域性特色极为明显,一种野逸之趣与文人画向世俗画转型的画风主宰着福建画坛,与主流画坛大异其趣。这种独有的绘画特色,与同为边陲地区的广东画坛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将这种别具一格的绘画流派称之为“闽派”或者“新闽派”,我认为并无不妥。
事实上,从存世的大量“闽派”画家如李耕、李霞、黄羲、巫璡、谢琯樵、许友、沈瑶池、吴天章、陈邦选等人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远离主流画坛所形成的荒野之气与疏放之趣,特立独行是其艺术取向,不拘一格是其艺术特征。这与宋元明清时期“闽画”所具有的士夫气(如郑思肖、吴彬、蔡受、赵珣、黄道周、郭尚先、上官周、龚易图、伊念曾)、富贵气(如边景昭、周文靖、李在)、前沿性(如曾鲸)和主流性(如张瑞图、华岩、黄慎、伊秉绶)等形成鲜明对比。这不能不说是“闽派”的一大特色与亮点。当我们在审视与探究这一特殊画派时,尤其不能忽略此点。
晚清以降,“闽派”绘画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林纾既是一个翻译家,也是一个诗人、文学家,他的山水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承继了明清时代文人画余绪,奠定了“闽派”山水画发展的基础;李耕、李霞、黄羲等人从黄慎怪诞的人物画风中吸收养分,是近代人物画中世俗性与商业化交融的一个缩影;谢琯樵、沈耀初等人根植于闽地又辐射至台海,其影响力扩至东南亚,若论台湾画史,他们的绘画是不可绕过的重镇;陈子奋、郑乃珖、宋省予等一批画家,画兼多艺,或擅画人物,或擅写花鸟,同时兼擅山水。他们的绘画开辟了“闽派”新风。
现当代的“新闽派”画家,可谓各擅胜场。李硕卿以山水知著,其代表作《移山填谷》成为1949年后红色主旋律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山水画家张晓寒,不仅留下了大量艺术佳构,还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于福建的美术教育与艺术传承居功至伟。再者便是杨夏林。他师从傅抱石、李可染、黄君璧等名家,尤其浸润于“渡海三家”之一的黄君璧,使20世纪福建山水画别开生面。有人称其画风为“杨家样”,据此可看出其在山水画方面已形成自家风貌,对“新闽派”山水画影响深远,成为当代福建山水画的一个范例。其他如翁振兴、林良丰、汤志义等,其作品不仅有深厚的传统功力,而且笔墨语言丰富,特色明显,有回归主流画坛之势,不可小觑。至于活跃于闽地之外的闽籍画家则不胜枚举,如沈福文、范迪安、许江、徐里、蔡国强、黄永砯、邱志杰、林锴、沈柔坚、曾宓、尉晓榕、石齐、林容生、林海钟等人,或专事美术教育,或画坛翘楚,或享誉一地,或一专多能,以独有的艺术形式丰富了“闽派”绘画的内涵,受到主流画坛关注。
不难看出,“闽派”画家人才辈出,各有千秋。他们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既有融合,也有独行;既居支流,又入主流。他们是具有综合实力的一个绘画群体——不仅有深厚的国画功底,同时还吸收了外来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他们的影响力遍及粤东、上海、台湾及东南亚,尤其对台湾画坛的影响,直到今天,还能见到挥之不去的痕迹。但由于历史、地缘等诸多因素,“闽派”及“闽画”的地位还远不及同时期“京津画派”“海上画派”“岭南画派”和“长安画派”,在主流画坛的认可度与其影响力也并不匹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思考的课题。就其发展之现状,现代绘画语境中,在潜心绘事,自身强硬的前提下,“走出去”和“请进来”是当下“闽派”绘画的主要选择。在信息化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闽派”和“闽画”,提升其影响力,确乎是一个需要从长计议、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