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大岭图》轴

    万君超

    不久前在南京博物院举办的“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中，元代黄公望《富春大岭图》轴，是一件备受瞩目的名画。但绝大多数观众对这幅画的“前世今生”不甚了解，而且对其真伪也多有争议。《富春大岭图》虽是庞氏旧藏，但未经《虚斋名画录》（1909年）和《虚斋名画续录》（1924年）著录。杨凯琳编著《王季迁读画笔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中记王季迁所说：“1947年在上海，《富春大岭图》的讨价是六千美金，可是，在市场上六个月没人买，因为有人讲这幅可能是假的。结果给庞莱臣买去。”

    《富春大岭图》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风格迥异，它没有用其擅长的披麻皴，而是用浓淡墨勾勒山石轮廓，再用淡墨皴染。这有点像李日华在《六砚斋笔记》卷一中所言：“体格俱方，以笔腮拖下，取刷丝飞白之势，而以淡墨笼之。乃子久稍变荆、关法而为之者，他人无是也。染亦由石壁峻峭者，其棱脉粗壮，正可三四笔取之。若稍繁絮，即失势耳。”与《富春大岭图》笔墨近似的还有《九峰雪霁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均是所谓的“体格俱方”。黄公望另外一路画风则以今人熟知的《富春山居图》卷为代表，笔墨疏朗，秀润简逸。

    《富春大岭图》可能是一幅写实山水画。富春大岭的具体位置，古今人多认为是浙江桐庐富春江边的大岭，也有认为是在严子陵钓台一带。该图上及诗堂、边绫处，分别有祝允明、清人宋葆淳（芝山）、叶梦龙、翁方纲、吴锡麒、王拯、李佐贤七人题诗、题跋。其中以叶梦龙诗堂右侧长跋尤为重要：“元黄大痴富春大岭图。旧藏温陵相国家，后为宋芝山以八百金购得，前在京师脍炙人口矣。予已有元季四家妙迹，然未若此稀有者，因故请再四，乃割爱归予楼中。足感友谊之笃。盖此画非深于鉴古亦不能识其奥耳。惟愿子孙能守则守之，否则当易以原值，乃不薄视此宝。但甑未尘封，仍须留也。叶梦龙谨识。”叶从宋葆淳手中购得此画约为嘉庆乙丑（1805年），并请翁方纲题跋。据宋跋可知，他从泉州洪氏家购入此画的时间为嘉庆辛卯（1801年）九月。购价为八百两白银，在当时绝对属于“天价”。

    《富春大岭图》中及四周有明清和近代鉴藏印四十余枚。其中明人有：文徵明、李东阳等，但文、李二印真伪存疑。祝允明诗堂题诗虽真，极可能是从他处移来。根据题跋、题诗和鉴藏印，此图从清初起的大致递藏如下：冯铨（河北涿州人）→泉州洪氏（福建泉州人）→宋葆淳（山西安邑人）→叶梦龙（广东南海人）→何昆玉、何瑗玉兄弟（广东高要人）→严震道（浙江吴兴人）→庞莱臣（浙江吴兴人）→庞增和（庞莱臣孙）→南京博物院（1962年入藏）。

    《富春大岭图》在清代之前未见著录。虽然文徵明有《石田灯下作〈富春大岭图〉见赠，赋诗有隔雾看花之语，题此谢之》七绝一诗（周道振编《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崇祯年间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卷十中也有《石田富春大岭图》（今已不传）著录，沈周题七绝一首并跋云：“徵明灯下强予临大痴翁《富春大岭图》。老眼昏花，执笔茫然，以诗自诵不工尔。八十翁沈周。丙寅。”亦见明末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四，丙寅是正德元年（1506），但此沈周所摹黄公望《富春大岭图》，是否就是南京博物院今藏本，今已无法考证。

    第一次真正著录黄公望《富春大岭图》的，是清人张庚（1685-1769）《图画精意识》一书：“此图特写严江真景，危峰连绵而峻上，其下子陵祠堂，纯用湿笔，连皴带染而成，是以得深厚之致。浮岚霭霭欲滴。杜诗‘元气淋漓障犹湿’，可移美之也。”该图上还有王蒙题诗和倪瓒跋，其中倪跋云：“大痴老师画《富春大岭图》，笔墨奇绝，令人见之，长水高山之风，宛然在目，信可宝也。至正廿二年壬寅倪瓒记。”张庚所记之图，不是南京博物院今藏本，因为今图上并无王诗倪跋。那是否王诗倪跋有被裁割的可能？《富春大岭图》右上方“富春大岭图”和左上方“大痴为复儒画”题款皆存，而图正上方则完整，所以不存在有裁割的可能。如果要认定张庚所著录的《富春大岭图》即为南京博物院今藏本，则此图左右两侧已经过裁割，那黄公望题款则是后人所写。另还有一种可能，即张庚著录之图是临本或伪作，王诗倪跋纯属臆造。

    南京博物院藏《富春大岭图》是否是黄公望的真迹？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二书中，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均鉴定为真迹精品。原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研究员张光宾先生在《黄公望〈富春大岭图〉》一文中说：“不过这张画即算是后人的仿本，也应该是有根据，而且是一件相当忠实的临仿之作。”并定此画为属于至正七年（1347）以前的作品，即黄氏约七十八岁所画。此说似有些自由心证，故颇难采信。

    《富春大岭图》究竟是真迹，还是后人临本或臆造之作？以下三个问题似需探讨：（一）图上题款是黄公望的真迹吗？黄氏题跋真迹并不少见，而此图上的书法则与其他真迹明显不同。（二）画右上题“富春大岭图”，而画左上侧题“大痴为复儒画”。在元人画作立轴中是否有如此题款方式？或许有人会说：“曹知白《群峰雪霁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画右上题‘群山雪霁’，而画左下题‘漥盈轩为懒云窝作’，不也是画名与款署分开题写的吗？”但“群山雪霁”下面的那方朱文印“素轩”，是否是曹氏真印？（三）在清初时期，可能不止只有一幅《富春大岭图》传世。要么张庚《图画精意识》中所著录的是临本或伪作；要么南京博物院今藏本是临本或伪作。二者不可能全真，或一真一赝，或二者皆赝。

    另外，本画上款“复儒”，即邵亨贞（1309-1401），字复儒，号贞溪，祖籍浙江淳安。其祖父邵桂子是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处州教授。宋亡后不仕，娶曹知白的叔叔曹应符之女，遂定居华亭小蒸（今上海青浦区小蒸乡），主持当地文坛四十年。曹知白是邵贞亨的外从祖父，曹与黄公望是多年至交好友，邵自幼受外从祖父熏陶，也时常参加曹、黄等人的雅集，他也有题黄画的诗作传世。因此，黄公望为邵画《富春大岭图》，似有慰藉其乡思之意。黄公望是一个擅长题跋的画家，而在这件有着特殊意义的画作上，却是几无题跋的“穷款”之作，颇令人不解。

    楼秋华在《富春山居图真伪》（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认为《富春大岭图》是伪劣之作：“此作未见明清各家著录，树法、石法俱劣，中间屋宇结构杂乱，山峦笔墨凄迷、破碎，与黄画相去甚远；题款字迹呆如木鸡，描摹生硬，黄氏三方印章亦为仅见，所用纸质近于明清之际所流行的生宣，与元画偏熟纸质不相类。故此画不可靠。”此纯属个人私见。但画中“大痴”和“一峰道人”二印并非“仅见”，比如黄公望跋赵孟頫绢本《行书千字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拖尾纸上就有“一峰道人”印。它与《富春大岭图》上之印是否为同一印，需要研究。

    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研究员邱士华女士说：“亦有论者引明清人著录，认为《富春大岭》与《富春山居》实为同一作品，后人依画题别构此幅。”别构即臆造之义。如果认可黄公望一生有二三种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那就会认可《富春大岭图》是真迹；反之则会认为是赝品伪作。这其实是一个对黄公望绘画风格认知程度深浅的问题。因此，在无确凿证据证明《富春大岭图》是伪作或临本的情况下，可将此画归于黄公望名下。如退一步而言，亦可视为“下真迹一等”之作。

    （作者为书画鉴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