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清一代，尺牍的发展呈现出“众流并进”的复杂面貌，无论学者论学、文人抒怀、寒士干谒……都可谓“各擅胜场”。袁枚《小仓山房尺牍》、许思湄(葭村)《秋水轩尺牍》、龚萼(未斋)《雪鸿轩尺牍》并称清代三大著名尺牍别集，从清代后期到民国时代，三书一再重刻翻印，还出现了多种注本以至“言文对照”本，一时有“尺牍模范”之称。许、龚都是以游幕为生的“绍兴师爷”，其尺牍内容多为候叙、庆吊、劝慰、请托、辞谢、索借之类，所叙情事浅近，且多酬应套语，好用典故、骈俪，虽文辞雅丽，切合实用，却千篇一律，缺少真意。
　　
    相比之下，号称乾嘉诗坛“都头领”“及时雨” 的袁枚则确实不愧一代尺牍大家之名，虽然他曾说过“尺牍，古文之唾余”，但比起“体最严洁”的古文，尺牍“信手任心，谑浪笑傲，无所不可”的特点似乎更适合这位标举“性灵”的大诗人发挥才华，所作“意趣横生，殊胜苏、黄小品”，例如袁枚从徐秉鉴信中获知寄给徐的两部《随园全集》途中被人抽匿一部，非但并不气恼，反而自觉“倍有荣焉”，“感窃书人之知己，而服世兄之神明，特再寄一部，纸墨刷印，大胜于前”，得意之色跃然纸上，令人莞尔。舒位评袁枚云：“非仙非佛，笔札唇舌，其雨及时，不择地而施” ，虽意在评诗，但用以评价此类个性十足的尺牍妙品似更为确当。
　　
    常被人与袁枚相提并论的还有晚清经学大师俞樾。俞樾还曾自制信笺多种，其中以文字入画的“墨戏笺”尤具特色。
　　
    五
　　
    从本质上来说，尺牍是“无人可以不作”的日常实用文体，因此对于难以“自铸伟词”的普通人而言，可供模仿套用的书仪等实用参考书就变得颇为重要。现存最早的书仪是西晋书法家索靖所书《月仪帖》，敦煌藏经洞也发现了百余件唐五代时期的书仪写本。北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将表奏、公文、私书、家书等实用文书的写作格式置于首卷，体现了书仪在传统礼制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唐宋以降的社会变迁，书仪等尺牍参考书也经历了从贵族化到世俗化的过程，繁复森严的礼制色彩逐渐淡化，与日常生活结合得日益紧密，实用性逐渐增强。明末清初各种尺牍选本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就和时人对尺牍参考书的需求有关，虽然周亮工曾批评过当时尺牍选本分门别类、“利浅学之渔猎，便不文之袭取”的现象 ，但由于此类“合俗简编”切合多数读者的实际需求，其繁荣并未稍减，甚至还吸引了若干著名文人参与编选，上文提及的《如面谈》、《尺牍初徵》等书即其显例，冯梦龙为《如面谈》一书作序，就特别强调其便于日常参考的实用功能：
　　
    善读书者，即此编推之，无不可漂秦溺汉；不善读书者，就此编而步之趋之，谈者遥遥，阅者唯唯，……而故人千里，并随明月同来；一片相思，不共白云留住矣。
　　
    清末民初再次出现了尺牍书籍的出版高峰，不仅曾国藩、吴汝纶等名人尺牍风靡一时，冠以“尺牍大全”、“最新尺牍”等名号的各类实用尺牍参考书也大行其道，还出现了《详注通用妇女尺牍》、《白话学生尺牍》、《白话商业尺牍》等针对特定读者群体需要的尺牍书籍，可谓品种繁多、五花八门。时至今日，虽然传统尺牍早已失去了其实用功能，但这些尺牍典籍仍不失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史料。(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原标题：古代尺牍的梨枣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