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派子孙，字子昂，号松雪。他“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一生取得的书法和绘画成就被称为“元人冠冕”。后人评价其作品“先画后书此一纸，咫尺之间兼二美”，事实上他的书画诗印四绝，在他在世时已名传中外。史料记载元大都盛况中亦曾提及，当年日本、印度人士以珍藏赵孟頫的作品为贵，他可算是历史上为北京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先驱。
　　
    在元大都层出不穷的优秀艺术家之中，赵孟頫是一位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的全才。中国绘画史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与诸多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开创了元代文人画新画风，并以此影响后世，为文人画在日后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拉开了序幕。
　　
    在赵孟頫和与他“携手”进行艺术实践的大都艺术家的深远影响下，伴随着元朝统治的风雨飘摇，推动中国画坛发展的任务落在了接过赵氏衣钵的江南画家的肩上。无论以《富春山居图》著称的黄公望还是与他并称“元四家”的王蒙、吴镇和倪瓒，他们形成的鲜明时代风貌，有力地推动了后世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
　　
    明：宫廷名画家作《北京八景图》西方传教士引绘画西洋风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之后的明成祖朱棣都是中国文人画的拥趸，虽然他们以武起家、凭武定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重视中国传统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明朝是在金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后的汉人政权，在明王朝的大多数王公贵胄、文人雅士看来，以汉儒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画迎来了可以担当承前启后历史重任的绝好机会。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是从国定而泰初发展到繁荣盛世再到不得不唱着一曲走向历史深处的哀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明朝也如出一辙。因此，明朝的绘画演变和发展也是亦步亦趋地附和着这条脉络，一路起承转合。
　　
    明朝虽然没有像宋朝那样专门设立画院，但却像南宋一样以灵活的方式任用宫廷画家。随着宫廷绘画兴盛，北京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其中外地来京画家成为最主要的力量，也带来了融合全国各家画派特色的全新创作风。
　　
    北京明代前期的一些擅长山水墨竹的文人画家，以善书供职明廷，作画兼有文人画家和宫廷画家的双重特点。提到这一时期的北京宫廷画，不能不提的便是当时的著名画家王绂和他的代表作《北京八景图》。王绂是由元入明的文人书画家，以墨竹闻名天下，“笔致纵横洒落，能於运劲中见姿媚，山水风格苍盛”，他一度被赞誉为当时的“国朝第一手”，代表着北京作为全国艺术中心的高端水准。《北京八景图》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是目前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关于北京风光的山水图卷，也是有史以来描绘北京风光的重要作品。图卷以水墨画北京八景，即金台夕照、太液清波、琼岛春阴、玉泉垂虹、居庸叠翠、蓟门烟树、卢沟晓月和西山霁雪。
　　
    明代是中国绘画大发展的时期，高手辈出，画风迭变，画派繁兴。以北京为中心的艺术繁盛也带动了民间绘画和壁画的发展。
　　
    明朝绘画中亦涌现出强调勾勒设色的重彩人物画，至今，仍有同类手法和风格的壁画留存，北京法海寺壁画便是其佼佼者。其大雄宝殿内的《帝释梵天图》，描绘以帝释、梵天为中心的诸天，构图繁复而多变化，画法则继承唐宋遗法，浓彩重施，沥粉贴金，风格精密繁丽，反映了宫廷绘画对唐宋佛教壁画传统的承继。
　　
    开明的政治环境和平稳的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会带来艺术上的创新和求变。对于明朝后期的中国画坛，最重要的历史性大事，是“西风东渐”。讲到这里，绕不开的名字是利玛窦和汤若望，这两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为中国绘画带来了最初的西洋风。他们一先一后不约而同地以向当朝皇帝进献西洋圣像的方式，让中国人见识了西洋绘画。这些天主教圣像通过教堂、墨谱和摹刻本对中国的绘画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流布到清朝，渐成风气。
　　
    清：宫廷画报道帝王偏重纪实民间画追求情趣主打亲民
　　
    伴随着明清易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淹没于历史的烟波浩渺之中。但清朝的建立并未改变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清兵入关顺治登基定都北京到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北京始终是主流绘画的中心，同时表现出上承古人、重视传统又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特点。清朝的绘画发展，流派纷呈，西风日盛，才人迭出，蔚为壮观。
　　
    清朝的宫廷绘画与前朝不同，在文人雅趣的基础上，绘画增加了纪实甚至“辅政”的功能，颇似“跟踪报道”，只是“报道”或“记录”的对象是皇帝和重大政治事件。比如，诞生在康熙盛世的纪实性绘画《康熙南巡图》。据史料记载，在第一次南巡之后，康熙下令征召画家，全程描绘1691年的第二次南巡。为此清廷聘请职业画家王翚进京为首席宫廷画家，带领诸多宫廷画家一起创作，历时六年，绘成12卷。12卷前后衔接又各自成幅，详尽描绘了康熙第二次南巡活动，以及沿途所经的城镇乡村、山川名胜、风土人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堪称古今纪实绘画的巨制。出身于绘画世家的王翚当时已有“画圣”之称。他以六十高龄来京主绘南巡图，在北京居留八年，对北京绘画产生了极大影响。如今，《康熙南巡图》已成无价之宝，自清宫“流落”民间，12卷中只有第1、9、10、11、12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他各卷分别藏于美国、法国及加拿大等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手中。尽管如此，从在北京故宫可以得见的5卷，仍可看到当时宫廷画师的精湛技艺，也能看出清代纪实性绘画强大的“宣传”功能。具有类似功能的绘画作品，还有《乾隆南巡图》等。
　　
    清代的宫廷画家队伍庞大，名满天下者甚众，清代各时期的作品流传至今的颇多。能佐证清朝一度以开放的心态在艺术上广采众家之长的重大史实，则是自康熙以来频频在宫廷画家中任用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画家。
　　
    西洋画家为北京画坛带来“西风”起源于明朝晚期。如果说曾经备受礼遇的利玛窦和见证了明清两朝江山易主的汤若望只是带着西方绘画作品来“行贿”皇家以传播宗教，那么，及至清代，传教士中颇有些掌握西方绘画技艺的美术人才，被清廷吸收为宫廷画家，从康熙末年开始直至乾隆时期持续不断。这些在北京的皇宫中以绘画谋生、谋功名的“洋人画家”中，以郎世宁、艾启蒙、安德义和王致诚最为著名，其中又以郎世宁为影响最大、作品留传最多。
　　
    1715年，19岁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直至今日，郎世宁的作品只要出现在拍卖场上，总会引起极大关注。2000年，香港佳士得[微博]春拍推出他的《苹野鸣秋》，拍出1764.5万港元的高价；在香港佳士得当年秋拍中，他的《秋林群鹿图》又以884.5万港元拍出，可见其画作的市场号召力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