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代易学

    清代是复兴汉易的时代。清人解易著作十分丰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其中内容和倾向都很复杂。清代易学主要有两派，一派以惠栋和张惠言为代表，倡导汉易。一派以焦循为代表，力图会通百家。惠栋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等书，笃守汉易，不敢发挥，并且注重卦象的形成和变化，淡化《周易》的哲学价值。张惠言则专攻虞翻易学，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书，企图全面恢复虞氏易学。焦循则不然，他一方面依汉人解易的精神，注重象数文字训诂，另一方面又独辟蹊径，以建立新的易学体系。著有《易学三书》，即《易章句》、《易通释》和《易图略》，成为清代汉学易学的殿军。

    对《河图》与八卦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康熙年间的学者江永研易从朱熹之说，在《河洛精蕴》一书中对《河图》与八卦关系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从总体倾向来看，清代易学缺乏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对易学哲学的建树甚少，理论思维很薄弱，是古代易学哲学的衰落时期。

   (六)近现代易学

    20世纪初至70年代，《周易》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对《周易》经传文字的注释。代表著作有沈竹初的《周易易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其中以高亨注释的《周易》水平最高。他将经与传分开，认为经是卜筮之书，传是哲学著作。不讲象数，并且将“元亨利贞”解为大祭和利于占问，不以为是四种德行，发前人之所未发。

    第二，重视考证，并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周易》卦爻辞中的事件。代表著作有：于省吾的《双剑讠多 易经新证》，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余永梁的《易经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时代》、《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及《易系辞传观象制器的故事》，李镜池的《周易探源》，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屈万里的《周易卦爻辞中的习俗》。

    第三，注重对易学史上的著作加以评述而寓己见于其中。如民国初杭辛斋集古今易书达620余种，著有《易楔》、《学易笔谈》。周善培著《周易杂卦证解》，专以“杂”字解，自成一家之言。还有朱谦之的《周易哲学》，高亨的《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易大传的哲学思想》，金景芳的《易通》等书，使易学研究出现了新面貌。

    第四，用现代科学证《易》。本世纪30年代沈仲涛著有《易与科学》(英文本)，主要论述《周易》与西方科学的暗合之处。沈氏之后，又有薛学潜著《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及《超相对论》二书，丁超五的《科学的易》。这 些科学易的特点是以科学比附《周易》，还未能以《周易》的思维方式去推动科学，或在其思维启发下进行科学发明创造。

    80年代后，国内易学研究十分活跃，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民间易学都十分火热。从学术研究来看，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有易学史研究，“易”之义理研究，“易”与文化史研究，还有《周易》与中国古典美学、文学之关系，《周易》与现代管理，易与医、易与养生学等研究。更为突出的是，周易研究同自然科学领域找到了《周易》超越时空的价值，出现了“科学易”。各种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不同层次的学术团体、研究院、学校相继建立。不同专业类型的刊物、报纸也先后面世，如《周易研究》、《周易报》等，而且逐渐形成《周易》研究中心，如河南安阳《周易》研究中心，倍受国内外易学界的重视。民间易学更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周易》与算卦，《周易》与气功，《周易》与古代堪舆(风水)，《周易》与预测等。

    海外周易研究

    亚洲国家接触易经最早。日本在唐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就曾颁布“大宝令”，要求学生通晓一两部经书，其中就包括《周易》。日本历史上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易学家和《易著》。

    西方最早读《周易》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明末（1582年）利马窦传教到中国，在华生活28年，翻译和撰写了许多著作，使孔子思想在16世纪就传入意大利。

   《易经》第一部西方语译本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elas TriBauit）于杭州译出，为拉丁文本，揭开了易学走向世界的序幕。金尼阁曾于1610年、1620年两次来华传教，同时悉心研究《周易》，他译的拉丁文版《易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西文译本，因此被称为西方易学上的哥伦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f）1659年到中国，在上海、苏州、镇江、淮安等地传教23年，他同恩理格、殷铎泽等人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周易》翻译成《西文四书直讲》，书中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之意义，1687年在巴黎出版。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所译拉丁文《易经》，书名叫《中国最古的书》，于 19世纪30年代出版。

   《易经》第一本英文版是英国传教士麦格基（R·C· mcciatchie）于1876年译出，由于该书杜撰成分过大，被西方某些评论家评论为败笔之作。由英国传教士利雅各翻译，1882年于牛津出版的英文版《易经》，尽管冗长、呆板，但是当时在西欧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影响的译本。1963年美国纽约大学又将其再版。美国贝恩斯（Baynes）根据卫礼贤译本转译成英文的《易经》，1950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书胜过所有据中文原著翻译的英译本，成为当今西方英语国家所通用的“标准译本”，一再被翻印。当代欧洲心理学权威、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英文《易经》的序言中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颇多相同的地方。”对《易经》给予极高的评价。

    最早的《易经》法文本出版于1750年，由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译。后又有法国霍道生的译本。而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人哈雷兹译于188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易经》，成为当今西方通用的法文本。

   《周易》传到西方后，立即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大代数与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在1679年靠自己的聪慧发明了“二元算术”之后，因为不能应用而无实用意义，不敢公布于世。后来，他从在华的传教士白晋的来信中知道了中国的《易经》和易图。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中得到了有系统、有条理、有逻辑的科学方法，发现伏羲六十四卦与他发明的“二元算术”完全一致。他在给白晋的信中说：“人们都知道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中华帝国东洋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在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然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当大师正在努力理解这个符号的时候，我依大函便能给它以恰当的解答。我可以自白：要是我没有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羲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吧” 。他还说:“将伏羲的文字再延展出去,发明一种新的文字。易六十四卦给与‘普遍文字’的发明以重大的暗示，使思想与数发生关系。对于思想计算上非常有利。这个发明，对于人类精神作用的完成及道德与宗教真理的进步，更有兴趣，而眼界也拓展了。”他意想不到其得意之发明早在中国伏羲六十四卦中就有表达，钦佩之余写信给康熙皇帝要求加入中国籍，并在法兰克福创立起一所中国学院（此学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被毁）。莱氏之举，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易经》的普遍重视。

    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凭借中国《易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他在自传中说，他的著名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定律，是受中国《易经》启发而完成的。并且说：“《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依据阴阳学说提出并协原理（亦称“互补原理” ）时，总觉得语言叙述不能充分表达原意。1937年应周培源教授邀请来中国，先后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讲学，游览了长城、十三陵、六和塔等，在孔庙看到了太极图。他看到阴阳鱼构成的太极图时大为惊讶，认为太极图是他的思想最恰当的表现，因此选中了太极图作他的族徵，象征着中西文化的融合。玻尔曾与泡利很有兴趣地专门研究过《易经》。我国唯一在玻尔指导下工作过的学者冼鼎昌回忆说：“听他（玻尔）讲东方哲学与物理认识论的关系，我惊叹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入了解，开始懂得他以中国阴阳太极图为其族徵中图案的道理了。”

    最早的德文版《易经》于 1924年在法国耶拿出版 ，由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n)译。卫礼贤精通汉语，1899年来华传教，在华居住达25年之久，曾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华期间，对《易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向中国的易学家、京师大学堂校长劳乃宣和胡适请教。他曾在北京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办《周易》讲座。1913年开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译笔简洁流畅，忠实可信，成为利雅各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译本。卫礼贤之子卫德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于1943年向驻北京的德国人作学习《易经》的辅导报告，1944年将辅导材料整理成书，书名为《周易八论》，成为今天西方人学习《周易》的指南。1960年贝恩斯又将其译成英文。

    1987年美国海军天文台的罗伯特·合林顿宣布：太阳系存在第10颗行星，这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的。这一宣布使人类有可能解开两个玄妙的宇宙之迷：一是 19世纪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为什么会“失常”；二是26000年前地球上的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但是最早预测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旅法学者刘子华于1940年在巴黎用《易经》八卦原理推算出来的，并且计算出第10颗行星的密度为0.424（水＝1），轨道运行速度为1.689公里╱秒，对太阳平均距离为74亿公里，以179年为周期绕太阳旋转。他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论文使世界震惊。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席爱米尔卜勒耶说：“他费了许多考证和智慧显示出现代科学与纯直觉的知识构成的中国古代科学有深奥的吻合。”法国仆尔日天文台台长摩尔称：“其博士论文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古圣贤的宇宙科学，竟如此与最近四个世纪中若干代学者耗尽艰辛所得的结果相吻合。”

    物理学家卡普拉从许多方面比较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以《易经》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思想的相似处。他认为：现代物理学与《易经》都把事物的变化看成自然界的本质，而由变化产生的结构及对称性只是第二位的。《易经》具有通过变化产生的动态模式的观念，可能与现代物理中的S矩阵理论最为接近，八卦图同强子八重对称性类似。他的论著问世后，对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受到启发，提出“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博士说他之所以怀疑到德国舒氏的奇偶性不灭定律，与他在西南联大时读《易经》有关。美国地学家特奇根据八卦归类、推理的系统结构，撰写出专著《地球构造图》。他把地球划分为八块，以此来论述地震和各种矿床分布。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田新亚认为，八卦可以比拟于元素的八族，它们彼此之间的内涵性质有多处是可以对应的符号。易卦排列能和组成物质的元素内在组织上的周期性适应。此外，尚有特具的显示功能，是已有元素周期表所不能表达的。按《易经》原理推断，化学元素决非现在的107种，应该更多，现在已被科学所证实。

   《易经》蕴涵着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广泛的科学知识，其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就数学而言，它蕴含了全部近代数学，它不仅包括二进位、十进位数学，而且还包括勾股定律、黄金分割律、排列组合、求极大极小率、概率、大衍求一术、二项式定律、余数定理等。物理学方面如宇称不守恒定律、测不准原则、相对论、原子学说、电子理论、夸克理论等都可以从《易经》中找到联系。被称为现代化学之渊源的炼金术，是凭借《易经》的阴阳学说才得以发展。生理学中双螺旋理论（即DNA缺氧核酸）的发现，是因DNA中的64种核酸数，与《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数和卦爻结构相符合。当代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生态学问题，其本质可以从《易经》中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联系。

   《易经》的博大内涵，对现代语言学也发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布法罗纽约洲立大学教授荷夫，运用《易经》八卦来分析英语中的单词。他将每个单词的形、声、义用八卦中的爻来表示，相同者为阳“    ”，相异者为阴“－ －”，把所有的英语单词归于八种结合。声、义，对于各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管理易”，把《易经》思想运用于管理科学，推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国际易经研究会主席、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美国远东高级研究院院长成中英，吸取中国《易经》文化而提出管理新理论，即“C”理论，他说：“中国的易经有两个作用：一为察微知变，就是透过细微的东西，作为判断；一为变通入神，在变通当中，了解对方的心理。这些都是管理的软件”。有人认为日本管理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应用。日本在60年代研究《孙子兵法》，70年代研究《三国演义》，80年代研究《易经》。许多科学家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正在由近代分析潮流为主的阶段转向以整体综合潮流为主的阶段，中国的《易经》中一些哲学范畴、思维模式，更加符合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图景，特别是《易经》的天、地、人的自然界一体理论，独特的象、数、理思维方法，是启迪科学家解决当今世界重大难题的思想体系，对现代科学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

    近几十年来，欧洲、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学者相继成立了易经研究组织，并在大学设立了易学专业，研究范围已由纯理论走向应用科学的领域，涉及数、理、兵、医、艺术等多种学科，出现了“人文易”、“科学易”、“管理易”、“艺术易”等学术门类。《易经》先后被译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朝鲜文、俄文、荷兰文等十多种文字。台湾易经学会主办的《易学月刊》发至世界各地。近几年来，在武汉、北京、济南、安阳等地多次举办国际性的《易经》学术讨论会。安阳举办的《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每年一届，有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学者参加交流。有关研究《易经》方面的成果和著述层出不穷，仅日本在近时期就出版了200多种。其中主要有1943年出版的武内义雄著《易与中庸》，1958年出版的诸桥辙次著《易经讲话》（五卷本）。1958年后，先后出版了高田真治著《易经译注》、《易的思想》，宋井宇三郞著《宋代易学研究》、铃木由次郞著《汉易研究》、《易经译注》、《易与人生》、《伏羲八卦方圆图与莱布尼兹二进法算术》，户田丰三郎著《易经注释史纲》，赤冢忠著《易经释注》，本田济著《易译注》、《易学－－它的形成与发展》等。

    朝鲜是最早接受《周易》的亚洲国家之一，李朝时期的易学家李滉（1501～1570）曾精心研究《周易》，他继承朱子易学思想，经过改造、修正、阐发，使《周易》更适合朝鲜国情，为《周易》研究奠定了基础。韩国（南朝鲜）把太极图作为国旗图案，已大大超越科学研究的范围，足见其国家对《易经》的重视程度。

    据统计，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闻名世界的重大科技成果有14项，其中有多项与《易经》的理论有较密切的关系。这些项目是：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分形几何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地球经络穴位结构理论，地震自然节律，自然同期可分度理论，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论等。如今，世界上许多学科的科学家都在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对《易经》进行研究和探索。

    安阳周易研究

    安阳是《周易》的发源地，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方便。安阳易学研究历史悠久，代代相传，能人辈出，出现了一些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易学名家和易学著作。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曾于汤阴的西河与魏文侯讨论易学，鬼谷子曾在这里演练兵法。西汉时期，易学研究出现了极盛时期。据《滑县志》载，“京氏”易学的开创者京房就出生这里。

    京房（前77～前37），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为京氏。学易于焦延寿，以通变说易，好讲灾异。元帝初元四年，以教廉为郎，后立为博士。屡次上疏，以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因劾秦中书令石显等专权，出为魏郡太守，治郡有政绩。不久，石显诬陷京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朝政，归恶皇上，斩于街市。京房是西汉著名的易学家，他把《周易》看作是占算吉凶的典籍，从而创造了许多占算的体例，以讲占候之术而闻名。在占算体例的解释中，进一步发挥了孟喜的卦气说，并吸收了当时的阴阳五行说，对易学的发展影响较大。京房易学的主要成就是：（1）八宫卦说，包括世应说和飞伏说。即将八经卦的重卦称为八宫，按乾、震、坎、艮、坤、巽、离、兑顺序排列，把六十四卦分别纳入八宫。（2）纳甲说。用八宫卦配以十天干，各爻分别配以十二地支，甲为十天干之首，故称之为“纳甲”；配以十二地支，亦称之为“纳支”。（3）五行说。以五行学说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的吉凶。此说包括五星配卦说，五行爻位说，五行生克说，八卦休王说等。以五行说解《周易》，始于京房。（4）卦气说。有与孟喜卦气说相同的地方，比如以坎卦主冬至，离卦主夏至，每卦六爻各配6个月份，表示气候的变化。也有与孟喜卦气说不同的地方，比如将坎离震巽四正卦纳入一年的日数之中。孟喜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配一年之日数，而京房则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一年之日数。跟孟喜之卦气说相比，他于四正卦以外，又增加了巽艮两卦，主管二十四节气。卦气说以讲灾异、灾变为其特征之一。（5）阴阳二气说。以阴阳二气的变易，解释卦爻象的变易，以此说明“易”就是阴阳二气的升降变易而永无休止。京氏易学，不仅讲占法，而且通过对占法的解释，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用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形成汉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有《京氏易传》三卷，其他皆已失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易京氏章句》，黄奭《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等书中也有辑录。

    三国后期，曹操都邺，邺下文人中多有研易人士。

    唐宋时期，研究《周易》者，既有本籍人士，也有客籍人士。本籍人士中以崔良佐和邵雍为代表。

    崔良佐，唐代滑州灵昌人。历任卫州汲县尉、虢州湖城主簿之职。后因母丧，遂不仕，隐居共北白鹿山。著有《尚书演范》、《周易忘象》等书，撰写《浑天》等数十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