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征伐  统一北方

    曹操取得邺城后，便以邺城为根据地，进行一系列军事行动，统一了中国北方。他首先平定了河北地区，逐步消灭了袁谭、袁熙、袁尚及高干的残余军队，彻底扫除了袁氏势力。又北征三郡乌桓，稳定了北方边界。在东方，他军至淳于（今山东东部），击垮管承，使其退隐海岛，东方得以安宁。他在晚年，主要是向西征服马超、韩遂、张鲁等势力，并西征羌人，平定了关中、陇右、凉州等地。与此同时，又向南数次攻打孙权、刘备，逼孙刘势力于江南、巴蜀之地。曹操四处用兵，使中国北方的广大领土统一于曹魏政权之下，使东汉后期的混乱局面得以平复。

    改革政治  发展经济

    曹操在他控制的地区，改革了袁绍乃至东汉的许多行政制度。他注重抑强扶弱，关注民生。在进驻邺城不久，免除了当地当年的租赋。又下达了一道《收田租令》，令中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针对袁绍放纵豪强，兼并土地严重，租赋不均的情况，制定了较轻的租赋承担标准。还要求各地长官进行督察，禁止豪强转嫁租赋。在选举人才上，注重实才，不重虚名。他曾发布三道《求贤令》，广揽天下有用之人。曹操任用毛玠主管人才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本者经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一次，曹操之子曹丕叫毛玠推举自己的一个亲眷，毛玠不畏权势，以此人不合适断然拒绝。曹操曾感叹毛玠：“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曹操真是选用了一个好“组织部长”、好“人事部长”！而他本人，亦如他未成名时，许子将预料他的那句话“治世之能臣”！

    由于用人得当，这段时期社会平稳，生产发展，物阜民丰。西晋左思的《魏都赋》描写了邺城的繁荣景象：“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总之，邺城是店铺林立，货物充足，商贾云集，交易繁忙，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郊区是水渠纵横，田园整齐，农舍稠密，环境优美，百姓喜悦。

    都城雄伟  对称布局

    曹操在封魏公前，便看中了邺城这个地方，准备长期居住在此。他在做丞相的前期，就已着手改建邺城。《魏都赋》说：“修其郛郭，缮其城隍。经始之制，牢笼百田……”书载曹魏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宫殿在城内北半部的正中间，主殿名文昌殿。文昌殿东为东宫，有听政殿。之西为西园，建铜雀台后又名铜雀园。西城墙的北边有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这组著名的建筑。城中的南半部为居民区和商业区。整座城市以穿过宫殿区的南北中轴线呈对称性分布，开创我国都城对称性布局的先河，对日本、韩国的古代都城布局有重要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的学者不断到古邺城进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织了邺城考古队，自1983年以来对古邺城进行考古发掘，笔者曾参与了这一重大考古活动，现在仍未停止。

    建安文学与西园之会

    东汉后期，社会动荡不安，使文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文学创作走上了改革创新之路，在建安初期便产生了建安文学。曹操颇爱文学，对文人较为器重，在他的幕府内便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这些文人除参与曹魏政权的事务外，还经常吟诗作赋，创作了大量诗赋。这些文学作品多具有慷慨、悲凉、苍劲风格，这种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其作品被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在邺下发展到了顶峰，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时代。

    邺下文人以史称“三曹”的曹操、曹丕、曹植为中心，以“七子”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陈琳、孔融为主，加上邯郸淳、杨修、女诗人蔡琰、曹丕夫人甄氏等百余人。这个集团中的许多人经常在西园聚会，饮酒赋诗，观赏歌舞，评论作品。这种聚会被称为西园之会。西园之会不仅发展了建安文学，而且亦成了后世文人聚会的先声。西晋时有“二十四友”的金谷之会，东晋建康文坛有兰亭之会，南朝谢氏家庭的乌衣之会等，都是仿效邺下文人的西园之会而产生的。

    铜雀歌舞和书法艺术

    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曹操魏都的歌舞占据了重要地位。像建安文学一样，由于打破了两汉以来儒家礼教的束缚，曹魏时的歌舞艺术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给诗歌配乐时，在传统的雅乐中渗入了一种另类的音乐，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相和三调”的新曲。曹操、曹丕、曹植都创作了许多可配相和三调乐曲的曲辞，《乐府诗集》中就收集有“三曹”的曲辞37首。曹操时的相和三调曲主要在铜雀台上演唱，故又称为铜雀三调。这种铜雀三调对后世影响很大，盛极南朝的清商乐就是由铜雀三调演变而成的。有曲就有舞，铜雀艺人在演奏相和三调音乐时，还要配以舞蹈，这种音乐和舞蹈就称铜雀歌舞，唱的曲辞主要是“三曹”作的曲辞。

    书法方面，西汉通行的是隶书，到东汉时又出现了两种书体，一种是楷书，一种是草书。这两种书法都是隶书的变体。楷书亦称楷隶，也称八分书。曹魏时著名的书法家有韦诞和钟繇，曹操宫殿的门匾匾文多为钟繇所写。钟繇善楷书，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楷隶，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结体朴实，出乎自然，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与王羲之并称“钟王”，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