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的秋天，陈少敏以省委妇女代表的身份，来到内黄县沙区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因为她从小没有缠过脚，群众都叫她“陈大脚”，妇女们管他叫“陈大姐”。

    陈大姐来到内黄县沙区以后，经常在千口、马集、化村、井店等村庄活动。她除了和党的负责人王从吾、王卓如、张增敬等人联系工作外，和妇女党员张栋、王先荣、赵兰枝、王山兰混得很熟，就像一家人一样。她们一起到沙窝里拾枣、捋野菜，到硝河的芦苇丛里秘密开会，发动妇女们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九三五年初，千口村天主教堂把赵家祠堂的一口大钟抢去，挂在教堂门口，作为跪经做“弥撒”的警钟，天天敲钟行礼颂经。特别是“礼拜”，敲得更响，群众对这件事都很气愤。有一天，清丰县一个叫杨玉子的铁匠在千口村头生炉打铁。他听到钟声后，问这是干啥的？人们对他说，教堂敲钟做“礼拜”。杨玉子顺着话题说：清丰县有一个女教徒仗势欺人……。这话传到了天主教头头的耳朵里，他们就把杨玉子叫到教堂，痛打了一顿，并罚款请客两桌。这件事更加引起了千口村群众的不满。陈少敏借此时机，发动妇女党员张栋出面，组织了妇女“叩头会”，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仅千口村就有300多名妇女参加了这一组织。

    农历正月十三，“叩头会”在妇女党员的带领下，像潮水一般涌进教堂大院。她们把天主教头头拉出来进行说理斗争，并把教堂抢走的大铁钟夺回来，重新挂在了赵家祠堂门口，群众在大街上鸣放鞭炮，庆贺斗争的胜利。

    天主教头头挨了斗，随即向国民党濮阳县当局告状，诬蔑共产党组织农民暴动，为首的是女共产党“陈大脚”。当时，陈少敏因和王卓如、张增敬一起组织“穷人会”，进行抢秋、借粮和卡枪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天主教头头告状后，国民党濮阳县当局认为陈少敏确实是共产党，于是立即悬赏通缉陈少敏。

    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陈少敏的安全担心。千口村一位六十多岁的赵妈妈拄着拐杖走到濮阳城，探听敌人的动静。回来后，她向陈少敏说：“你别管啦，花钱由俺拿，官司由俺打！”

    陈少敏遭通缉以后，住在千口村张栋家后院的一座草屋里，一连十几天没有出门，由张栋家的雇工王六麻子天天给她送饭吃。一次，陈少敏在院子里活动，被西院地主赵绍福的老婆从楼上看见了，她便在大街上散布说：“张栋家窝藏着肉票。”张栋怕敌人发觉来搜查，就让六麻子撑着船，连夜渡过硝河，把陈少敏转移到了马集村王秀花的家里。

    那时，民团天天出动捉拿她。为了躲避敌人，陈少敏常常踩着敌人的脚跟走，敌人进村她出村，敌人出村她进村。一天拂晓，她让王秀芝十几岁的儿子庆丰带路，由马集到化村去，走到三孔桥西边一座土窑附近，听村里出来的人说，民团到化村抓人。陈少敏心想，自己还没有到，怎么敌人就知道了呢？于是，她急忙躲进土窑里，让庆丰在窑外装着采野菜，监视敌人的行动。谁知到了太阳偏西，敌人还没有出村。她又让庆丰去村里察看，庆丰回来说敌人已经走光了，她才进了村。晚上，庆丰的奶奶煮了一锅野菜汤，陈少敏喝了一大碗，便去妇女党员赵兰枝家牛屋里睡觉。陈少敏告诉赵兰芝，她要到野庄去参加县委会，想借兰枝男人的衣服，女扮男装，还让兰枝扮成媳妇，像夫妻串亲戚一样，一同去野庄。兰枝听了，觉得又好笑又担心。

    兰枝连夜和了一盆好面。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锅白馍，用竹篮盛上，让陈少敏穿上男人的大褂，扎上一条大腰带，头扎羊肚手巾。化装停当，二人上路了。

    到了野庄村南头，突然从村里出来两个背大枪的民团团丁。她躲藏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时再躲避反而会引起团丁的怀疑。于是她们迎着团丁，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

    两个团丁问：“干什么的？”

    陈少敏是山东寿光县人，兰枝怕她说不好河南话，急忙回答说：“走娘家。”两个团丁根本没听兰枝说什么，四只眼睛一直盯着陈少敏胳膊弯挎着的馍篮子。一个团丁走到她面前，伸手扯下了盖馍篮的带穗手巾。这时，陈少敏显得非常镇静，她学着河南话说：“这馍是俺看小孩他舅的，兄弟饿了就吃吧！”说着，顺手拿出两个白馍递给了团丁。两个团丁又从篮子里抓了几个，大口大口地吃着扬长而去。陈少敏向兰枝使了个眼色，二人进村，拐进一个胡同，向共产党员郭法堂家走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县委负责人张增敬约定陈少敏到邵村张怀三家接头，陈少敏冒着雨来到邵村。次日天刚亮，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派人突然包围了邵村。张增敬被捕，陈少敏机警地躲到厕所里，翻墙跳到了张怀三的邻居家，因天不亮看不清楚，跳墙时正巧掉进邻居的水缸里，弄得浑身水淋淋的。陈少敏顾不得这些，顺墙根摸出村，钻进了庄稼地。

    从此，陈少敏离开了沙区。沙区的妇女不知陈大姐的下落，常常为她担心。王从吾的姐姐王先荣放心不下，就打扮成一个讨饭的妇女，挎着篮子，拿着打狗棍，走村串户，四处打听陈大姐的消息。有时在地里看见一座新坟头，就进村询问谁家死了人，是男是女？王先荣在外边寻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陈大姐。后来陈大姐在清丰听到这个情况，感动得流下了眼泪。